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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
云南的局势稳定后，蔡锷就立刻开始建设。他在《革命军》中就说过，革命的破坏是为了建设。他说：吾辈之实行革命，宁牺牲巨万生命财产而不顾者，原为改良腐败之政府计，故破坏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破坏而不能建设，不第不为功之首，直为罪之魁矣。他说：“吾辈既任破坏于前，自当力任建设于后。进行之方法，惟永矢忠贞，和衷共济而已。”
具体来说，蔡锷在军事革命成功后，就立刻开展裁军，然后全面开展政治、经济、财政、交通、人事等各方面的建设，以实现自己“军国民主义”理想。下面是他在云南进行的上述这些方面的工作。
蔡锷深知军队管束的重要，因此，他一方面严明军纪，一方面裁军。下属回忆说：至于治军之严，尤所罕见。云南自辛亥重阳首义以后，从未添招新兵，迨援川、援黔归来，皆令其退伍，纪律谨严，未曾有一乱暴之事。曾有一兵戏放手枪一响，即罚判徒刑二年。下面是当时蔡锷颁布的军纪。
在他的治理下，云南全境安宁。下属回忆说：故余在滇前后三年，未尝闻过枪声。尤可怪者，蔡公都督任内，全省土匪为之绝迹。虽其威望足以服人之心，亦士卒用命，军队之配布咸宜有以致之。
他强调民主。他说：“夫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譬之一家之主人翁也，为公家服务者，则为公仆，仆从而有负主人之委托，不克称职，是不为忠，从此家道衰微，不陷主人翁于流离失所之惨境不止，仆之罪不胜诛矣。”为此，他当然也善待合作的满族人士，强调他们也是国民。
他的理想是：“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票选议员，皆出自一班人民之公意。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至高无上之地位，即对于国家人人负无穷之义务，担无限之责任，上下一体，万众一心，乃能共济艰难，匡扶时局。”
因此，他通知云南议会，指出革命“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现在破坏已经结束了，请议会赶紧开始相应的建设。他在蒙自演讲中说：“吾辈昌言革命，必推倒专制，改建共和，其目的之所在乎。”
他建设云南的各种法规制度。属下后来回忆说：凡云南政府民国以来各种法规，皆蔡公命余起草，公随笔改缀所订定。
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提高政府效率。订于每星期三照例举行，由省直机关、省议会、参议处各派代表参加，讨论本省重大兴革事项。讨论决定后，由都督下令各单位限期办理。
蔡锷主持为云南的建设制订长期规划。他通知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的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和办事程限表。这样，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
蔡锷采取果断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腐败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
蔡锷大力整理财政，制订制度，节约开支。他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把自己的薪俸由原来的 600 两减为 60 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他在滇都督任内两年，除每月之六十元薪俸外，并未支用公费。其公馆之食用费每日限用小洋二角，其律己之严，可见一斑。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
属下回忆说：所有云南现行之财政计划、银行制度及关于财政上、金融上之诸项法规，皆余秉公命详细规定。云南之财政虽穷而不乱者，皆公所赐。并屡嘱余日:云南自前清以来，本系受协省份，现在中央财政不能顾及各省，云南亟宜自谋，务使收支适合，不可专向中央乞怜。乃下令裁减军政各界薪饷，自都督以下每月过六十元者，均只准支六十元;六十元以下者，均酌量裁减;各项军费、政费亦皆至于减无可减，节无可节。
他的财政政策产生了实效：是以元、二年以来，不惟中央未曾协济云南，云南反协济中央数十万元，而云南政事当行者亦均行之，并未停滞。
他建设云南的经济，特别是对开矿有兴趣。1912 年，他巡视滇南，筹划建设。到了个旧，他非常兴奋，为当地的锡矿建设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如下：
- 谨慎、细致谋划，谋定而后动。他说：建设伊始，方针一错，登岸无望，勿以前此破坏之功为大可恃，勿以后此建设之业为遽可期。这和他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说的一样。
- 设定目标：此间锡矿，倘能竭力提倡，开采得法，每年所入当不止四五千万元。
- 改良技术：具体有两种方法：若从根本着手，非从事教育不可。若建设一矿业学校，研究开采冶金等术，一便实地练习，二免借才异域，数年之后，当改旧观。其次，为急则治标之计，亦宜渐变土法，广聘矿师，开采冶炼，均用机器。
- 资本合作：一资本家之力量不足，则合众资本家以谋之。如此则获利必厚，厂主无倒闭破产之虞，砂丁鲜沉沦地狱之苦，然后再筹畅销之路。
- 改善交通：从事路政，以铁道为主，以马路为辅。输出之品，滇越铁路公司不至垄断其利，价愈廉则销路愈广。
- 加强供给：他提出：输入之品，源源接济，不至米珠薪桂。
说完了所有这些，他展望未来：十年之后，所谓黄金世界者，殆无以易之矣。
蔡锷的建议，非常专业，说明他确实认真研究、思考过。
蔡锷熟读公法，对外交有自己的见解，知道要灵活，因此在外交方面，得到了对方的尊重。蒋百里回忆说：公治滇，英、法人尤敬畏之。滇师之初起，越督贻书于政府曰：是非姑勿论，若蔡公者，余衷心钦其为人。
省内安定后，蔡锷巡视滇南，筹划建设，察看民情，进行演讲，凝聚人心。他向社会讲解辛亥革命的意义，说明辛亥云南起义的情况和革命的目的，阐述今后建设任务之艰巨，号召大家永矢忠贞，和衷共济。
下面是他在个旧绅商学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他首先讲解革命前时局的危急，革命取得的令人惊喜的成果，然后说目前建设的任务同样艰巨，局势仍然动荡，因此呼吁大家同舟共济，共挽时艰。全文如下：
鄙人南巡到个，今日承各界特别欢迎，得与诸君接洽，曷胜荣幸。际此胜会，不可无一言以为诸群勖。
溯自云南反正，继湘、鄂之后援，倡黔、粤之先声，西南大局，视此为转移，影响民国，至为伟大。但反正之始，本省则特为危险，缘滇省接壤强邻，前清时代已有朝不保夕之虞，一有不慎，动贻外人以口实，而祸患随之，鄙人当日窃为隐忧。
乃义旗既树，如斯响应，风声所播，迎刃而解。对内则上匕鬯无惊，对外则怀柔备至。苟非各界深明大义，群策群力，曷克臻此！前此外人谓吾国人民无改造政府之能力，即我国政界之稳健派亦深以人民程度未齐，难倡革命。岂意武汉起义，各省靡然从风，不数月间掀翻专制，五族共和，遽开五千年未有之创局，此固专制时代各国所不及料，而吾国对于外人轻视之言，差堪一雪斯耻者矣。
虽然破坏既终，建设伊始，方针一错，登岸无望，勿以前此破坏之功为大可恃，勿以后此建设之业为遽可期。自南北统一以来，各省则兵变频仍，政党则竞争激烈，兼以日、俄联盟，瓜分将兆，蒙、藏离析，瓦解可忧。丁此危局，即众擎以举，一致进行，犹恐巨浪狂风之压迫，无出险之望。此鄙人对于民国前途甚抱杞忧，窃原与诸君同舟共济，力挽时艰者也。
蔡锷也开始了建立共和国的尝试。他组织建国会，联系桂、蜀、黔的军界和政界，展开合作。他的下属后来回忆说：蔡锷组织建国团。首由公演说，略谓:我辈革命，原有数重:其第一重，推倒满清，恢复旧物，可谓已达目的。其第二重，满清虽倒，而官僚势力尚盘踞如故，帝制难免不再发生，加之暴民乱政，亦不可不防。其第三重，经过之后，国家断不能谓之成立。何则?国家者对于世界要有独立不羁之实力及资格，在国际上与最强国列于平等之地位，乃得称为完全之国家。今我财政上、经济上、行政上、司法上、军事上无一不受外人之压迫及挟制，故第三重非达到国家独立不羁之目的不可。余本此意，已与桂、蜀、黔等省都督联络，暗中组织建国团，以建立强固共和国家为主旨。乃公决派田君宗浈赴长江各省联络军界，派余赴京为滇省财政代表联络政界。蔡锷的这一主张是合理的，但因为现实条件的约束，这一努力最后没有成功。
蔡锷公私分明。属下回忆说：每逢星期，与公在偕行社为弯弓射箭、踢球斗拳诸戏，一若同校之亲友。及至人办公室，则严如神圣，不可侵犯。此景此情，宛然如昨。
蔡锷也平易近人。属下回忆说：又忆南北统一纪念会之日，滇省举行提灯会庆祝，市民填街塞巷，公邀余微行于人丛之中，入市店中购买游戏之玩物，入酒店饮酒，则又如兄弟骨肉之在家庭中人，皆不知其为都督也。
蔡锷在云南苦心经营，取得了成效。蒋百里后来回忆道：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匪，或苦饷，而滇中晏然。陈师以出，援黔、援川、援藏，军用不竭，而都督之俸月六十元也。
后人对蔡锷的这段经历总结如下：民国纪元初夏，援川各军及西征之师次第旋滇。公以滇省经济枯窘，万难养练多兵，而地介两大，非蓄养武力，不足以固边隅而戢戎心。乃将旧兵概行退伍，另征土著壮丁，编练成军，为更番训练之计。一面裁撤防营及保卫队，腾出款项，为裒益军费及其他要政经费之用。复将防营陆续裁撤十余营(反正后计九十余营，计先后裁撒四十营)。反正之始，军事倥偬，善后各事，备极纷繁，凡百政务，只能保持现状，逐节清理。入夏以后，一切政事，稍稍就绪。公以为政须有统系秩序，乃可责效观成，用集各有司编制滇省五年政事纲要，权其轻重缓急，按年筹备，为积极的之进行。惟交议会研议，久未得复。盖以厄于经济，噤不敢声也。公于滇中政事，主张设银行以利金融，藉外资以兴实业，募内国公债以兴劝业之实，而杜外债之挟持，办契税、烟酒税，以救目前财政之急，清丈田亩，以裕国课而均负担，修筑滇邕铁路及辟内地马路，以利交通而固国防，缩小军备，以节饷糈，整顿盐务，实行就场征税，变动引岸，创设弹药制造厂，以裕军用，普设警察，以利行政，裁防、陆各营，以统一军制，经营边地，于士司设置流官，以图开拓固边圉外侵，实行军国民教育，以蓄国民的武力，节减官吏薪公，以倡俭素而息官热，重订办公条例，以扫泄沓积习。以上诸端，或已次第实行，或着手规划，期底于成，徒以为财政所厄，未能率如所期。时川、黔、粤、桂不靖，滇独晏然，邻省人民，视为乐土，趋之若市。虽由该省民风淳素，教化易施，抑由于公之娴于政治，措施咸宜，有以致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