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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民权 |
在日本，蔡锷和梁启超学习了卢梭等人的自由、民权思想，跳出了“托古改制”的束缚，眼界被打开了。
在日本，蔡锷懂得了要自由，不做奴隶。他说：我们不能仰人之鼻息，甘为奴隶，而要敢于冒险，敢于卓立绝出，敢于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在 1899 年 10 月的读书札记中写道：古今之大患，莫甚于以已之才力心思，不敢卓立绝出，而驾乎人之上，相率因循，以仰人之鼻息，承人之目耳，自窒其脑筋，束其手足，此贱丈夫之所为，甘于为人之奴隶者也。
对此，梁启超表示赞同，并特别强调思想的自由。他说：人最重要的是不能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在所有的自由中，思想的自由是第一位。英国大儒约翰弥勒曰：侵人自由之权，第一大罪，自放弃其自由之权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学者，必以思想自由第一义，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则天下无复思想矣。
蔡锷提出当权者不能以国家之名，侵害人民的自由。他说：国权是人权的集合。人权强，国权才强，因此，如果当权者以国家之名，侵夺人民之权，那么国家的权也会化为乌有。他说：故善治国者，常行其强大国民之权而舒伸之之政，故国家之主权，亦因之以强大舒伸，今之环球诸强国是也。不善治国者，常行其弱小国民之权而屈抑之之政，故国家之主权，亦因之而弱小屈抑，今之中国及土耳其是也。推及其初，不过逞一己之私，而侵夺人民之权，人民之权既就于消亡，而已之权随之以化为乌有，其眼光如豆，祗顾一己，不顾大局，祇顾一时，不及未来，野蛮人之思想作力种种如是，亦可笑已。
对此，梁启超表示认同。他回答道：约翰弥勒言：专制之国，必无爱国之人，若有之则其君主一人耳，可为此文注脚。以大智大慧人，观小智小慧人之举动，不觉其可笑，祗觉其可怜耳。
蔡锷然后指出，自由是要“努力”才能获得的：人民要获得自己的自由，需要“伸自由之权，识自由之理”。他说：下等社会之人，不能有上等社会之权，即授之以权，则亦不能保守，其权即为无权。所以，需要赋予人民智慧，发动人民的“原动力”。蔡锷说：予以为进于化之极，必人人能伸自由之权，识自由之理。
对此，梁启超表示认同。梁启超说：自由权者，自得之者也，非人所能授我也。若人能以授我，则必非我之自由权也。授之以权，亦不能保守，此最可痛之事，然亦必然之理。然则寻常人骂独夫民贼之夺我民权者，是冤词也，已苟不放弃其自由权，谁得而夺之?凡被人夺者，必其不能自保守也，于人乎何尤?
蔡锷指出：要获得自由和权利，必须既要有自由的“志向”，又要有“力量”，去争取自己的自由。最后，人民有了自主的权，国家也就有了自强的根源。他说：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志于自由，必不可以夺之，可以夺之者必其不自由也。夫尚可以夺之，则无不可以夺之矣。中国无具此不可夺之志，乌能与自由者享自由之权利哉!权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己不能享之，人必代而享之，于人无尤也。无自由之希望，必不能有自由之力量，无其力量则不能置足于大地争竞之场也必矣。夫希望之所至，力量随之，力量之所至，成事之现象随之，其效至速也。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国家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有自主之志行，盖深知国家自强之大根原也。
对此，梁启超批复说：志之自由，则思想之自由也，为一切自由之起点。权利者，天下之公物也。云云数语，德国学者所称道之说也。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到了日本后，蔡锷和梁启超接触了国外最新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受到了启发，思想随之一新。
在日本，蔡锷建立了民主的观念。民主，来自于“主权在民”的基本认识。
梁启超认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民约论）中阐释的“人民主权说”（主权在民）的思想。1901 年，梁启超作《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其中提到：民主国者，其主权在国民，其举某人为民主，由于全国人之同意，绝非君主所得而禅让也。同一年，梁启超又作《霍布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学案》《斯片挪莎（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学案》《卢梭学案》，开始其系统学习主权在民的思想。
因为“主权在民”，所以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必须通过民主程序选出。他在《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梭以前诸学者，往往以国民之主权与政府之主权，混淆为一，及卢梭出，始别白之。以为主权者，惟国民独掌之，若政府则不过承国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员耳。其言曰：政府者何也？即居于掌握主权者（即国民全体）与服从主权者（即各人）之中间，而赞助其交际，且施行法律以防护公众之自由权者也。更质言之，则国民者，主人也；而官吏者，其所佣之工人而执其役者也……卢梭乃断言曰：凡政体之合于真理者，惟民主之制为然耳。这必然导致以公民一人一票为表达方式的民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