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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的分析 |
蔡锷从 1882 年到 1916 年的 34 岁生命，从戊戌变法到袁世凯称帝梦碎，正好经历了高华老师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中讲述的中国前现代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数千年帝制传承的中国，第一次消灭了帝制，制订了基于三权分立的宪法，明确了民主共和的联邦式政体，并在全国范围内选举了一个被国内外认可的国会。
然后，这个体制又很快被强人扭转，变为由总统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政体。而这个强人又收束不住，最终称帝，以致又被全国抛弃。最后国家又落入军阀割据，再也没有人想起宪政民主。
高华老师将蔡锷所经历的这一切，归结为以下 6 方面的原因：
政府制度
- 几千年中央集权官僚制阻碍了它向现代政府制度转换；
经济
- 市场经济受到官营工商业的制约使基于市场的自由交换及契约精神得不到声张；
儒家伦理
- 儒家以道德、伦常、人情为基本准绳的取向，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
- 儒家学说维系着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自由主义引入中国时发生的变形
- 托古改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令自由主义被引人中国时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导致在接受公共空间讨论和议会制度时的犹豫不决；
统治阶级的影响
- 统治集团为了维护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不致力于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将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对立起来，依靠军事强权统治，这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
- 统治阶级不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 统治阶级并不理解现代民族主义是由国家自主公民孕育出来的，不了解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不理解捍卫自主公民的国家才能够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或者不愿意由此带来的权力分享；
- 统治阶级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种误导下，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
改革力量的不足
- 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却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中国基层社会，改革下层社会结构；
其结果是： 4. 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 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后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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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不能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进行转换，无法形成新的制度结构和价值信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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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独裁专制、军阀混战的国家，而这种国家不能走向现代化。
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