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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纪

克服重重困难,护国军最终出师讨袁。

护国军出师

蔡锷像他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说的那样,严明军纪,以做到令行禁止,并且对部下负责,让他们走正路,同时也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屈敌人之志”。

护国军有严格的军纪和军风。其颁布的《云南出征军队应守纪律及应注意条件》详细地规定了“行军间之纪律”、“行军间之注意”、“驻军间之纪律”、“驻军间之注意”、“战斗间之纪律”、“战斗间之注意”等多项内容。规定严格、详细,要求切实、具体,例如要求“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规定不准“乱入民家”;“休息场所必定大小便之地点,勿许任意污染,有妨卫生”;“购买须要公平,不得依势估压”;“若遇战斗,官长须要身先士卒,为部下之表率”等 50 多条。

规定最后还说明:“以上所列条件,各长官于余暇时,即集合部下讲解、教授,无论行军、驻军有暇,即行三令五申,总使心领神会,永记不忘,获益无穷矣。”又说:“所列不过择要举例,其余细目详件尚未完尽,各长官须将平日心得,按本旨热心补助讲说,胜负攸关,皆在此一念之转移,诸君其勉之。”

正义的战争,良好的军纪,赢得了民心。朱德说:护国军的出师,“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四川

进入四川后,蔡锷针对四川曾经发生过的驱逐云南军队入境的历史矛盾,一方面严肃军纪,一方面又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争取四川民众的支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进入川境以后,蔡锷连续发布了《入川告示》、《谕四川同胞文》、《饬四川各地方官吏应严拒伪命效忠民国文》、《饬各属人民惩敌效国文》、《饬各属地方官吏造册报核文》、《饬各属筹设驿站文》、《饬各部队不得虐待俘虏》、《布告袁军在川罪行电》等十几个文告,宣传护国宗旨,对稳定地方,争取民心,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告示采用浅显易懂的歌谣形式,以便理解和流传。其中的《入川告示一》是这样写的: 照得中华民国,成立已历岁月。 外经各国承认,内由人民公决。 不图袁贼世凯,竟敢自为帝制。 私设筹安革会,倡议倾覆民国。 假托人民公意,其实利诱威胁。 五图警告频来,内政被人干涉。 只图一家尊荣,不顾全国亡灭。 本军应天顺人,用特仗义讨贼。 各省闻风响应,粤桂黔湘江浙。 众志既经成城,袁贼覆亡无日。 咨尔士农工商,久已民国隶籍。 须知国家存亡,匹夫咸与有责。 其各闻风兴起,慎毋妄相猜测。 兵至秋毫无犯,人民各安生业。 市廛照常买卖,毋得抬价抑勒。 若或军士占霸,骚扰不守规则。 抑或奸宄生事,无端造谣煸惑。 均按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片刻。 特此通行布告,国民一体知悉。

《入川布告之二》是这样写的: 照得中华民国,人民铁血铸成。 暨今已历五载,国体何容变更。 袁逆背叛约法,妄想帝制自尊。 本军起义讨贼,扶持共和不倾。 告我蜀中父老,以及各界民人: 军士皆守纪律,闾阎鸡犬不惊。 四民各安生业,买卖务须公平。 切勿谣诼生事,有碍义军进行。 地方大小长官,勿得畏避逡巡。 照归供职难谨,保护地方安宁。 倘能闻风响应,本军勿任欢迎。 设有土匪滋事,拿获即正典刑。 兴亡匹夫有责,勿愧共和国民。 逆党如能效顺,一律咸与维新。 特此通行布告,其各一体凛遵。

蔡锷也发表了非常诚恳的告四川人民书,解释自己从云南来的原因,以打消当地军民的顾虑。在《谕四川同胞文》中,他解释了护国反袁的正义性及其目的,说明了护国军为何起于滇黔,又为何来到四川的道理。他说:“现在云、贵两省发动已经一个月,两省军队已开到四川,四川是应该发动的时候了。四川若趁此发动,会合我们的军队顺流而下,直到了武昌,中国的大局就算十成定了八九成了。四川的形势,据全国的上流,关系成败不小。我们所以前来四川,补助四川同胞赶速举义,就是这个缘故。”只要大家齐心,胜利必有把握,到那时“内忧也可以消弭了,外患也可以减少了。合全国的人提起精神,激发良心,同来整顿国事,何愁不有进步?那才算我们的国利民福了”。

效果

这些解释说明,加上蔡锷治军严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护国军在四川得到了支持。战争期间,记者曾在四川自流井一带采访,“与官、绅、工、商、兵、农诸界人士接谈,却未见一人赞助袁之称帝者,且每谈及袁氏必以恶言相加,由是观之,则荣县一带之人民,固欢迎护国军者矣。盖护国军既本大义以起,而人格高尚,军令森严,尤足令人敬仰,沿途秋毫无犯”。在保卫叙府的战斗中,除夕之夜,护国军战斗一天多未曾进食,入夜全城百姓,争将过年食品献出劳军。护国军第一梯团中校参谋陈天贵回忆说:护国军在叙府作战中,第二支队的交通线曾一度被敌军的炮火所阻断,致使饭食无法送进去。待第二支队获得增援,打退了敌人,恢复了交通后,司令部派人给第二支队送去饭食,却见到四川人民已经自动送上饭菜,有鸡有肉有汤,很是丰美。当时城内人民,满街满巷遍设香宴,祝祷滇军胜利,感人至深。

和护国军相反,北洋军军纪不良,立场不正,不能得到四川当地军民的支持。据蔡锷观察:“北兵在川,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举其所目睹者而言,逆军败后,民间被褥、媛女衣裤,狼藉满地。每见一逆兵,戒指手镯,辉煌满手,非男非女,怪状难名,每至围攻紧急,或溃退时,迭纵火毁烧民居,几成定例。旬日来,牛背石、双河场及纳溪附近部各处,焚烧民房,殆近千家。有时发见伪示,尚谓滇军纵火,贻害百姓,乞请专款赈恤等语。横暴之极,济以贪骗。人民亲眼目睹,衔之刺骨,故逆军所至,迁徙一空。其步哨、溃兵常被人民挺击,舁送本军。口操北音之人,非十人以上,不敢径行乡镇。我军所至,人民舞蹈欢迎,逃匿妇孺,相率还家,市廛贸易骤盛。甚至火线以内,常有人民携榼馈食。各野老村妪,大率彻夜诵经,祝滇军之战胜。故俘虏供词曰‘天时地利人和,都为滇军占尽,北军万无全胜之理’等语。天厌凶德,人心大去,理无不亡。”

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严肃军纪,做好解释工作,争取民众支持,是符合“屈敌人之志”的总体作战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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