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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离

为了逃出北京,蔡锷做了精心地计划,执行也非常出色。

蔡锷首先释放一系列布置周密的烟雾弹,对自己的真实意图进行掩盖。就像他在《曾胡治兵语录》中提到的,打仗最重要的是要“奇”。对于“奇”,唐太宗的手下长孙无忌的话更直接,就是要“骗”。

他首先还是表示自己支持袁世凯称帝。对梁启超发表的《异哉》文章,他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你为什么不劝劝你先生?”蔡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他在筹安会成立之后,也发起成立一个“讨论国是会”,表示“赞成君主国体”。在统率办事处,有人拿着“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几个大字的题名录,向蔡锷试探,蔡即写上“昭威将军蔡锷”的签名。

他然后结识了小凤仙,获得了她的信任,请她帮忙打掩护。小凤仙在社会上打拼多年,当然不是简单的人物。但蔡锷还是以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小凤仙。他甚至教小凤仙认字、看书。这和他在《曾胡治兵语录》中提到的,要对自己的士兵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努力教育他们学好、向上,是一致的。小凤仙也全心帮助蔡锷,为蔡锷的平安离开,提供了帮助。小凤仙后来在北京中山公园蔡锷的追悼会上,悲痛欲绝,也体现了她对蔡锷的真心爱戴。1980 年代的电影《知音》就描述了这段故事,由张瑜扮演小凤仙,轰动一时。

通过小凤仙,他完成了把家属送走的工作。他假装和小凤仙乐不思蜀,引起夫人意见,以致夫妻吵架,摔坏杯盘什物不少,惊动了四邻,还惊动了袁世凯,因此夫人借此带着母亲和孩子回了湖南。

但是因为有人告密,以及蔡锷与外界频繁的密电来往,也还是惊动了袁世凯。袁世凯派密探搜查蔡锷的家,希望找到蔡锷密谋的证据,同时也派暗探日夜跟踪蔡锷的行踪。蔡锷知道此时自己必须要走了。他对经界局秘书长周钟岳说:“有陕人路某(孝忱)向公府告密云,滇省反对帝制,吾辈亦通信与谋,昨日军政执法处派人至吾寓检查信件,实由于此。”

他首先到天津,假装在天津住院,然后于 12 月 2 日,在戴戡的陪同下,偷乘日商山东丸号,到日本。离津前,他与梁启超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

抵达日本后,在黄兴派来的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蔡锷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另一艘日轮,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与此同时,他请石陶钧带着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石陶钧每隔几天寄一封信给北京袁的亲信唐在礼等人,逐日报告游历状况和养病情形,以掩饰行踪。

袁世凯获悉蔡锷潜赴云南,大吃一惊,立即电令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伺机狙击或捕杀。但唐继尧派自己的亲弟弟、警卫团长唐继虞来越南迎接和护送,挡住了刺客,袁的阴谋未能得逞。

云南车站

对这段时间蔡锷的经历,后人总结道:君既郁郁于经界事务,不获行其所志,而五月七日中日新约之耻,复为君所腐心扼腕,因建议项城主战,并请给假回滇召集旧部,以为背城借一之举,请勿自馁。不报,而约卒成立,爱国之思,益以奋发。然以百感抑迫,病状遂作。于时,君初有晚间失眠之症,而喉疾六时间之,顾犹深自调节。无何筹安会发起,扼于军警势力,隐忍不便有言。适戴至京,君引与同志,并移寓经界局,便与戴密谋,一方密电西南各省,发抒所见。政府因君所发密电过多之故,深用疑虑,因由军政执法处搜其寓宅,毫无所获。君知撄忌之甚,京中不可以久居矣。而筹安之谋,亦与时俱进,君乃以调查经界名义,派殷承献至江、浙、皖、闽,派黄实至粤、桂、滇、黔,密有所图。又以数千金置厚仪,分馈西南各将军,以资联络。布置既竣,乃自图脱身之策。诡火醇酒妇人,以惑侦者之志。至上年八月十二号侵晨,微服出京。至津后,住共立医院。政府闻信惊绝,遣使促其复回,而君遂于十八号乘日船山东丸东渡。然距其出京之前一日,犹照常至经界局办事也。至日后,复内渡上海,抵沪后用岳某护照抵港。此项护照盖任经界时所请于外交部者也。吾人犹记君行出京时,疾滋寝甚,其在山东丸道中,寓书其友某君谓:脱离故国,心绪少定,现食能下咽,夜能获睡矣。甚矣,忧患足以致于病也。云云。又寓函局员(经界局),嘱其呈报出洋。到日后,又寓书统率处唐质甫,请密寄佳拓法帖。其安闲不迫,整暇自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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