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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的准备

梁启超进行舆论准备的同时,蔡锷也在准备。按蔡锷一贯的做法,他首先明确工作的意义,立志,然后进行细致、全面、周到的计划,以做到万无一失。

立志

蔡锷把袁世凯的行为定位为叛国,因此,必须讨伐。他说:袁世凯不认真建设国家,敷衍塞则,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后,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卧薪尝胆,锐思进取,而是想着自己当皇帝。因此,必须讨伐。他说:“袁氏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兹。际此千钧一发之会,吾侪乃不得不负重而趋”。即然袁世凯是民国的民贼,那么按照他“消除民贼”的志向,自己就必须把“讨贼”的任务承担起来。

他把自己的抗争定位为“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他说:他要争取的不是自己的权位,而是国家的国格和人民的人格。他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是中国人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这和他一直以来思想是一致的:国权由民权组成。民贼想要偷走民权,而我们必须保护民权。

践行

立志之后,蔡锷就开始细致地谋划和行动,确保万无一失。按照他在《曾胡治兵语录》和《军事计划》中所说的方法,他开始隐秘、周密地组织自己的队伍,联系各方力量,制订计划。

他密集联系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的实权人物,如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刘显世、刘存厚,表明自己的态度。1915 年 8 月 20 日,蔡锷给贵州巡按使刘显潜的电报中说:“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欲认觇舆情而定国是。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弟意欧战未终,东邻伺隙,党人思逞之时,掀揭此议,颇属危险。”他又函招贵州巡抚戴戡自贵州来天津,共同策划滇黔起义。他在电报中也多次告诫西南军政人物,面对复杂的政局,要“稳静”、“慎重”,不可冒失。

他开始调查北洋内部权力人物的态度。他后来在香港碰到唐继尧派往北京调查北京要人动态的使者。蔡锷就对他说:“你的任务,我已代你调查清楚,冯(国璋)、段(祺瑞)对此举,均不赞成。段在北京团城被拘,不能见客;冯在南京不敢多言,你去不但无益,反恐有险,咱们一道回云南,预备打仗罢。”

他也联络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他与黄兴取得了秘密联系。黄兴此时在美国。孙中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黄兴没有同意。孙中山就要黄兴到美国去。黄兴顾全大局,就去了。黄兴去了美国后,和黄兴相似的原国民党人之间互相联系,组织了欧事研究会。黄兴和这个组织有很密切的联系。

黄兴全力支持蔡锷。他说:在反袁斗争中,“党界亦消灭,何门户之可言?”

黄兴为蔡锷逃离北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黄兴很早就给蔡锷来信,劝他早日脱身虎口,回云南组织讨袁,并派同学张孝准来掩护蔡锷脱险。蔡锷也派专人给美国的黄兴送了一封密信,长达 17 页,详细介绍了国内形势、袁世凯称帝的活动,和自己拟秘密出走和西南起义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在逃离北京的过程中,蔡锷派人会见黄兴派往东京的石陶钧,告诉他:蔡锷“不久将过倭地(日本)赴云南,但请设法避倭新闻记者与袁的耳目”。石陶钧于是与张孝准、杨源濬等,届时在门司山东丸船上迎着蔡锷,设法满足了此项要求。后来石陶钧一直跟随蔡锷的左右,为蔡锷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黄兴也在护国战争中也全力以赴地支持蔡锷。欧事研究会的同志直接参加蔡锷的军队,成为部队中的中坚力量。他们还在海外筹集巨款,给蔡锷作为军费。黄兴也为蔡锷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比如,他考虑到蔡锷在滇声望甚高,恐唐继尧对蔡入滇产生其他顾虑而影响大局,便写信向唐继尧说明“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以消除唐继尧的疑虑。

黄兴和蔡锷终于又战斗在了一起,就像他们当年在日本一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时一样。

相信他们都找到了当年“运动员”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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