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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 |
蔡锷知道袁世凯一病不起后，偏多感慨，想放他一马。他在致曾广轼的信中说：“以大势度之，干戈之局，将化为玉帛。项城自怨自艾，闻将引退，若然，则此公殊不愧一世之英杰，担得起，放得下，亦可以晚盖矣。云天万里，不尽欲宣。”
可袁世凯却经受不住这样的挫折，彻底崩溃了。6 月 9 日，袁世凯死。
消息传来，蔡锷并没有感到高兴。有人奉承蔡锷为此做出的贡献，他说：“因其内战，耻以为功”。
袁世凯死后，蔡锷立刻建议各省取消独立，重新团结。他在给北京各部院和各省的通电中说：
项城（袁世凯）出缺，黄陂（黎元洪）继任，舆情拱服，中外翕然，元首得人，曷胜抃颂。惟念辛亥以降，迭遭国难，兵燹之余，继以灾祲。项城当国，抑本齐末，元气益凋。近半年来，干戈俶扰，血战之区虽限于川、湘一隅，影响及于全国，公私涂炭，不可亿计。廊清积困，恢复故状，办事大难。欲进而恢张国运，百废俱兴，更属不易。非赖中央提挚于前，各省翊赞于后，群策群力，共趋一的不为功。
他并具体给出了三条建议：收束兵事，保固治安，维持财政。他说：“目前善后要务，收束兵事，保固治安，维持财政。这三者互为关联，相因相成。果能内外一心，共矢贞诚，此次善后诸事，不难于最短期内迎刃而解。”
他首先宣布“收束”自己的军队。他说：“锷为时势及良心所迫，待罪行间，转战数月，率国内健儿相见于修罗场，悱恻之余，继以惭悚。所堪以告我邦人于愧者：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使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不敢种恶因以贻恶果。故本军范围收束极易，足纾中央南顾之忧。日来正从事计划收束之法，一俟计划就绪，当即呈请中央核饬遵行。”
他并建议中央政府恢复约法，责任内阁、国会，特别是约束军队。他说：“（一）军民分治，本图治之正轨，但必待治平之后始有分职程功之可言。现百政杂沓，军民区域又无分别，多设机关，无裨治理，徒增骈技牵制之病。拟请废去将军，巡按之制，省设省长一人，是即仍各都督统治军民，使政事渐举，再议划分。（二）军兴以来，京外军队骤增，既虞不戢自焚，又恐耗费无藉，稍一迟延，将至不可收拾。拟请征集各省意见，速开军事善后会议，开诚布公，共谋收束安插之方。
约束军队的建议没有得到其它部队的响应。相反，大家纷纷开始抢夺地盘。蔡锷此时是四川省的负责人。他开始保境安民。
面对纷争，蔡锷建议大家不忘初心。他说：“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
他首先解决唐继尧派军进入四川的问题。唐继尧派军进入四川，作为此时四川负责人的蔡锷，通电表示不解，进行劝阻。他说：“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洵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蓂公计，不忍不告。务望设法力图挽救是幸。”梁启超在蔡锷电文上，从“迩者”起，至“命意所在”止，每字加圈点，又加签注：“松公与大敌相持于泸、叙间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毙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
他然后也平定了四川内残留军事势力的叛乱，然后下令禁止部队自筹军饷，保境安民。他在电文中说：无论何种军队，不准在各地方擅行提取公款及借故筹款。如违，即以军法从事。在另一份电报中说：为通饬禁止事：据内江县知事何宏济报告：据征收、糖税两局长面称，县中自杜团周师筹款已逾十万，刻下各军纷纷饬筹，拟请善后办法等情。据此。查军兴以来，军用浩繁，财政问题，公私交困。现在大局既定，抚绥宜急，何忍竭泽而渔，重累吾民?兹据前情，合行饬禁以后无论何种军队，所需餉项应详请该管长官通筹酌拨，不得自行筹款，致涉纷歧，而滋扰累。除通饬外，合行饬仰该道尹即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此饬。蔡锷。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蔡锷对此表示支持。段祺瑞提议过蔡锷担任各种职务，比如总理、参谋总长、湖北督军等。蔡锷此时还是坚持要退隐，去治病的主张。
应北京政府关于政务方面的垂询，蔡锷于 6 月 2 日给出了 6 点建议。这 6 点建议包括约法、内阁、国会、都督、军队、惩罚帝制祸首，以儆效尤，显示出他既能把握国家的根本（约法、内阁、国会），又能注意到实务（都督、军队、惩戒）。电文如下：
顷上大总统电文曰：辱耻下问，谨就目前急务，胪陈管见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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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改订约法，揆诸现势，于总统继承问题已多窒碍。此外，国中人士尚多所疵议，似宜及时规定仍暂遵用元年约法，以定民志，而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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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设责任内阁，应照法律程序从新组织。时事多艰。非芝老（段祺瑞，字芝泉）莫胜此任。拟请明令任命改组，待国会成立交付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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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政待决于国会，亟宜克期召集。但依法律程序从事选举，则手续繁重，缓不济急。若召集旧国会，则议员资格变更，人事迁移，既难审查甄别，复恐不足法定人数。为变通计，拟请援照元年参议院之例，每省由旧议员中推举五人以上十人以下，齐集开会，代行国会职权，所有审议约法、承认内阁、解释约法现势之冲突，筹定产生宪法之机关、决定召集国会期限及一院两院制等事，均由其议决。如此则事省势便，又有前例可援，且于法律事实两无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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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分治，本图治之正轨，但必待治平之后始有分职程功之可言。现百政杂沓，军民区域又无分别，多设机关，无裨治理，徒增骈技牵制之病。拟请废去将军，巡按之制，省设省长一人，是即仍各都督统治军民，使政事渐举，再议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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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兴以来，京外军队骤增，既虞不戢自焚，又恐耗费无藉，稍一迟延，将至不可收拾。拟请征集各省意见，速开军事善后会议，开诚布公，共谋收束安插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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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办帝制祸首，以纾公愤而儆将来。
以上六义，伏候采择，遽断施行。
蔡锷从支持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显示了他对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统治的双重反感。费正清对这一段历史的总结是：“回顾起来，民国早期两种失败了的政治实验——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统治——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袁世凯感到，议会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国家，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的。他一有机会就废除这两者及其辅助制度，诸如相互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等等。但是他自己的统治体制并未能激发普遍的热情，虽然开始时得到一些重要的无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最后，甚至其早期的支持者，对北京的独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称帝这一着走错了的棋，为把这种幻灭心理都调动起来提供了时机。独裁统治跟着帝制一起垮台了。但是在自由主义的舆论重新出现并取得制度上的优势之前，分散的军事霸权主义插进来了。民国早期的两种实验形式，终于主要作为政治上的反面教材而为人们追忆。”
悲剧的是，在蔡锷实施完对袁世凯独裁的破坏之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时期，人们忙着争斗，再没有人提及要建立一个凝聚全民共识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徐中约将这段时期描述为：“一个强权人物的消失产生了离心力，令国家陷入杂乱无序的状态。军阀为了权力和自我扩张而互相攻战，毫无理智、逻辑与理性可言，造成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类似的，费正清写道：“北京军阀政治斗争这段可悲的记载表明，1928 年以前的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当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当理解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和其他全国性的领袖有时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有实力的军事控制权。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之或与之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定真正文官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做出认真努力去动员人口中有影响的分子来加强政府的政治机构。士兵是军阀仅有的选民。如果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可能被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们的弱点不在于他们谋求权力，而在于他们对权力是什么构成的眼界很窄，因而不能扩大其非军事的方面。”
建设，确实比破坏要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