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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计划 |
在北京，蔡锷和蒋百里合作了《军事计划》。这本书是基于蔡锷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修订的，是国防计划的纲要。全书包括 7 章，3 万多字。
《军事计划》是一本国家层面的军事计划。它从“国本”开始论述，直到军队的具体训练，既包括军事改革计划，又包括政治改革设想，因此，是一本既具战略思维，又具实用价值的军事著作。蔡锷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在病逝前还补写了“绪论”，显示出他对这本书的期望。
《军事计划》逐一理清“国本”、“国是”、“政略”、“战争”、“军队”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建立国家军事战略的完整框架：
首先是国本和国是，它们是根本的，不可让的，
- 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
- 国是：国本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
国本和国是，关系到国家的生存，是国家最根本的东西，是“不可让”的。他说：国是而可以交让乎？国本而可以交让乎？
国本和国是的“不可让”，带来“屈其志”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希望另一个国家服从自己的志向。他说：不可以让，则彼此各以威力相迫，各欲屈其敌之志以从我。
“屈其志”，是一个“攻心”问题。他说：屈其志，乃知古人攻心之说，真为不我欺也。所以战争并不是为了消灭敌人。“屈其志”才是真正的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策略就可以灵活。
基于“屈其志”的目标，我们制订政略和战略。
- 从国本和国是出发，我们就能制订政略：国是者，政略之所出也；
- 政略反映到军事上，就是战略：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政略定而战略生焉：
政略需要仔细筹划、推演、筹谋：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绪可先时而预测，其准备可先事而预筹，夫而后可以练兵焉。政略定下来，才能开始练兵。他说，故曰：以必战之志，策必胜之道。
政略要目标长远。确定好敌人，预筹好政略后，再开始练兵。他说：“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绪可先时而预测，故其准备可先事而预筹，夫而后可以练兵焉。”比如，英国是海洋商业国家，制海权是它的生存之源，因此治海军；德国的地形无险可守，所以治陆军，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总之，“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
政略可以让。因此，策略就可以灵活。这和他在日本读书期间，发表的《论外交》一文中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说：“盖外交之术，贵灵而忌滞，贵通而忌拘，贵滑而忌涩，贵巧而忌拙，国威之伸缩，国命之强弱，皆于是赖焉耳。”
基于战略，我们训练军队。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军队是为战略而生的：军队者，战争之具所用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武力者，国家所用以贯彻其国是之具也。
要从“国本”的根上开始训练军队，确保军队能够实现我们的战略，维护国本。这样才能达到“屈其志”的目的，实现国家生存。他说：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
上面的这番论述，把军队的使命和作用讲得很清楚，为军人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提供了出路。
下面是军事计划的绪论全文，是蔡锷临终前写的：
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
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国内外及周围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
国是者，政略之所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用以实现其政略者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
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
军者，国之华，未有不培其根而能华能实者也。
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是为近世战之特性。日俄之战，即俄罗斯之远东政略与日本相冲突也。
庸讵不可以交让乎？藉曰政略可以交让也，国是而可以交让乎？国本而可以交让乎？
不可以让，则彼此各以威力相迫，各欲屈其敌之志以从我。近世兵学家下战争之定义曰：战争者，政略之威力作用，欲屈敌之志以从我者也。
夫曰屈其志，乃知古人攻心之说，真为不我欺也。
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绪可先时而预测，故其准备可先事而预筹，夫而后可以练兵焉。
英之为国，环海而重商，制海权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军也，以二国之海军力为标准。
德之为国，当四战之地，左右邻皆强，无险可恃，则恃以人，故其治陆军也，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
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
即然武力只是国家用以贯彻国是的工具，那么，军事建设就不能孤立于国是的建设而进行。因此，蔡锷主张不仅单纯建设军队，而且从立宪、共和、保障民权这些更根本的层面，进行政治建设，以进行军事建设。
他说：武力并不就是兵力，还包括让敌人“屈其志”的各种力量。他说：武力与兵力不相同。兵力者武力之主体，而兵力非即武力也。武力者就其用而言也，兵力者就其体而言也。
武力源自国力，国力来源于人、地、生产、工业，特别是政治力。他说：国力之原：人一也，地二也，地产之生殖力三也，机械之运动力四也，至重至要之政治力（即国家主权的发动力）五也。
为此，首先要立宪，保障民权。民权是是军事制度的基础。他说：立宪制度和义务兵役制，是新国家赖以行进的“两轮”或“两翼”，“而二者之间，尤有至深至密之关系”。
然后，进行政治改革，保障自由，释放国家的活力，增强国力。他说：要实行军事改革，就不得不涉及政治改革，使各阶级平等于法律之下。因此，他主张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使其能“自由之劳动”；给市民以“自治权”；同时教育贵族爱国家，破除特典、特权，而政府应该与国民共有生活，实事求是，确保施政与实情相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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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当解放也，惟自由之劳动始能保国于不敝也；当予土地所有权，惟独立之地主乃勇于卫其家，即勇于卫其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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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当予以自治权也，市政及市会之发达，德族（指日耳曼民族）之所以自豪于中古也。摅怀旧之蓄念，历史观念爱国之源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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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当教以惟国家存在，而贵族乃能尊荣，惟贵族不自私而国家而始强盛。特典也，特权也，利之适以害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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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司不当求智识于簿书，劳精神于会计。首当与国民共有生活，而研究其真正之情实，而施政方针当力与当时之实情相应。
看了这些，又觉得蔡锷是个政治经济学家。
解决完战略方面的问题后，该书介绍具体的练兵方法。
首先，先求敌而后练兵。他说：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他反对空泛地练兵，强调首先要把敌人，也就是要解决的问题，搞清楚。这和我们做科学研究，首先要确定的就是研究问题，是一致的。确实，只要把敌人搞清楚了，后面的练兵，才会有效率，有效果。
其次，在忧患之中练兵。他说：治兵于四面楚歌之地，欲突起以成功者，其事较难，而成功者独多。惟勤忧勤励之诚积于中，斯蹈厉发扬之致极于外。无敌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练兵要“立志”，要从国本出发练兵，让兵们知道为什么练。他说：兵者以战为本，战者以政为本，而志则又政之本。他反思以前的练兵，说：练兵二十年，而适以自累者，本不正也，政不举也，志不立也。
这三方面的建议，对我们现在带队伍，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具体军政事务的管理，他说重点是人事和财务的管理。他说：军政之全体，挈其纲于用人与理财。
用人方面，他有以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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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是用人的第一要义。他说：归之以诚以志，明治兵之原则。无诚则法无以立，无志则诚无自生。我理解这是因为战场上，死生之地，是不能有半点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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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在精，不在多，重要的是品质；武器需要精良，但关键还是人，因为：“精神不进步，百求其效果于物质，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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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军队唯一的事业。他说：让人与器合；兵与兵合；军与军合；军与国合，让它们在精神上一致，则教育之责也。因此，平时之军队以教育为其唯一事业。学校者不过是军队中一部分人员之实习机关而已。因此，教育的主体是军队，而不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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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人员编制，并进行训练，让人与器合；兵与兵合；军与军合；军与国合，让这四者“形式上之一致，则编制之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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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上，既不可不讲资历，也不可过分强调资历。“资格不可去，所以立军秩也。过用之，则其军萎拔擢不可用，无所以奖异材也。过用之，则其军乱。”
总之，“人事者军秩之原，军纪之础，而服从之所由生也”。
在理财方面，他说：经理不得法，则平时可以掷无限之金钱，而临战军队寸步不能动。当费不费则事不举，不当费而费则财用匮。
总之，“编制得其用，教育得其摅。识人至难也，理财至密”，就是治军的秘诀。
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