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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独裁 |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扑灭二次革命后，继续加强自己的权力。他首先解决国会，然后制定了以总统制为国体的宪法，最终当选为正式大总统。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老练地使用他战无不胜的方法：贿赂 + 暴力。比如发动流氓包围国会，不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就不许国会议员出门吃饭；以谋逆为罪名收缴国会议员的资格证书；用高价来收买议员的选票，等等。当然，他也充分利用进步党敲边鼓，帮助自己实现这一目标。
袁世凯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共和和民主尚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他问他的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顾维钧：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以罗马和美国的制度为例解释后，袁世凯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实现这样的共和需要几个世纪。顾维钧后来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袁世凯这么做，也是因为各个政党的争执不休让他无法展开有效的治理，应对国内外各种危机。比如临时约法规定，总统的命令需要总理副署。因此，每逢重大决策，国会必会掀起一场风暴：第一大党国民党处处反对，不动用几番手段休想做成事情；即使是被视为袁世凯御用的进步党也时不时闹脾气，无法指挥裕如。袁世凯抱怨：当大总统受到的限制比在前清当总督的时候还大。他痛斥国会为“悉为挟持党见者所蹂躏，几酿成暴民专制之局”。
因此，以袁世凯的强势，他不对政党、议院动手，是不可能的。他不是华盛顿，他也不做华盛顿，他只做他自己。
袁世凯首先把目标对准国会。民国以来，国会具有的普遍公信力，让各种政治势力，都不敢绕过它。相反，他们充分地利用它，来给自己的统治赋予正当性。袁世凯也不例外，他必须搞定国会。
为此，他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 借着镇压二次革命，宣布国民党非法，传令各省查缉乱党、“务绝根诛”，连哥老会等江湖帮派也被勒令解散码头山堂，停止活动；
- 下令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并追缴证书，其中甚至包括已脱党的国民党籍议员。结果是：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为党首的公民党一贯拥护袁世凯，但其议员多为前国民党员，同样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 停止国会运作。首先，因为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达 438 人，剩下的议员不足法定开会人数，所以国会事实上已经无法运作了；然后，在他指使的各省都督、民政长，“民意”团体的鼓吹下，他发布命令，停止国会运作。在命令中，他指责国会“开会七月，糜帑百万，而于立法一事，寂然无闻”，而国会议员中“争权利徇党见，置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于不顾者，反占优势。且人数过多，贤者自同寒蝉，不肖者如饮狂水，余皆盲从朋附，烟雾障天”。
解决了国会后，他接着解决约法。1914 年 5 月 1 日，在他一手指定的立法机关“约法会议”的主持下，他完成了约法制订，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
该约法首先确定了总统制的国家政体，取消了国会和国务总理。前者变成了“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的参政院，后者则改为赞襄行政首长大总统的国务卿。
该约法然后将立法、用人、内政、外交、军事各种权力都集中到大总统一人之手。具体规定如下：
- 外交大权归诸总统，宣战媾和缔约不必经由参政院。
- 总统制定官制，任用国务员及外交大使，不必经由参政院。
- 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国民会议制定，总统公布。宪法起草权归诸总统及参政院。
- 人民公权的褫夺回复，总统应自由行之。
- 总统应有紧急命令权。
- 总统应有紧急处分权。
《中华民国约法》最严重的问题是：袁世凯得到了立法权，这就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然后，在总统选举方面，袁世凯要求参政院制订的《大总统选举法》，将总统选举变成了变相世袭：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总统选举之前，参政院参政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直接决议大总统连任，无需再进行选举。总统继任人由前总统推荐于总统选举会。
至此，袁世凯掌握了一切。
虽然有立法方面的严重问题，这部约法还是属于现代宪制框架下政治体制，并且和德日的模式很像，因此能够得到时人的支持。具体来说，它接近德国、日本的模式，国家元首有极大的权力，而议会权力被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模式虽然和美国、法国的模式很不同，但对于熟悉和向往德国、日本模式的人士来说，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也是当时袁世凯还能够得到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的原因。它包括的一些内容，比如总统制对中国这种大国治理的必要性，在国会之外单独设立制宪会议的做法，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蔡锷直接参与了袁世凯的上述工作。
蔡锷首先担任了解散国会和制订约法的审察长，并做报告。袁世凯指定蔡锷为政治会议的议员，且是组织政治会议机关的八人之一，和李经羲共事。政治会议是国会停摆之后，袁世凯另外组织的修改约法的机构。议长是蔡锷的老上级：李经羲。袁世凯将资遣国会议员回籍的“救国大计咨询案”和增修临时约法案交给政治会议讨论后，李经羲便要蔡锷等 15 名议员作为审查员拿出意见，并指定蔡锷作为审查长负责其事。
蔡锷很好地完成了解散国会和制订约法的审察工作。他从强化中央集权的角度，对遣散议员一案建议：“给资与否政府自决，回籍与否议员自定”，对制订约法一案，则建议成立由各省各界议员 60 人组成“约法会议”。约法会议成立后，蔡锷成为“议员资格审定会”成员，进而担任代理会长。当然，蔡锷虽然同意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但并不认为可以从此不要国会。1914 年 1 月 8 日，蔡锷在政治会议茶话会上说：处置国会一事，只能按当时各都督原电所云，“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不能越其范围”，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因此取消国会。
最终，1914 年 5 月 1 日，新的《中国民国约法》颁布。新约法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军政大权集于大总统一身，实现了蔡锷所期许的“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
集权之后的袁世凯，做事十分顺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宣布中立。日本进攻德国的青岛殖民地，北洋政府划定交战地区后便置身事外。各种决策迅速直接、无所顾忌。这在国会存在时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进步党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对袁世凯上述的努力提供了全力的支持，但进步党内部还是有不同意见。
首先，进步党中的一些人对梁启超认为民智未开，共和太早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这些人的代表张东荪说：即使在现有民智条件下，无法建立“真共和”，而只能建成“伪共和”，也比回归专制强，因为他日的“真共和”，必将产生于今日的“伪共和”：在“伪共和”下，各种制度建设起来之后，民众受到训练，自然会有“真共和”。张东荪不能接受梁启超提倡的：国民民智的提高，需依赖于开明专制的政府的“保育”。他认为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应该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
其次，他们对立法变为行政的附庸提出了质疑。张东荪说：中国已经是共和国，就应该实行法治，彻底杜绝人治与专制，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共和。张氏尤其重视宪法在造就“政治对抗力”方面的作用。他说：“宪法者，所以调和各势力使之相安”。“政治对抗力”要付诸实施，必须要有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就是宪法；所以，必须法治，才能造就和平的“政治对抗力”。
最后，他们警告梁启超希望达到的“开明专制”是危险的。张东荪认为：“开明专制”之国，最后肯定是造就一种“警察国”。他说：“不察者遂谓警察国(开明专制)可以图强，殊不知警察国虽可图强，而不可以持久。彼德意志所以有今日之巩固者，端赖法治，是以欲常治久安，则非励行法治不为功也”。
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这些进步党内部的声音，是合理的关切。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借机继续扩权。他首先解散国民党，逮捕、驱逐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然后操纵选举，控制了国会；最后通过《中华民国约法》，从法律层面扩大了总统权力，削弱了国会权力，使自己在行政、立法、军事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