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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的讨论 |
基于《孟子》和《春秋》，蔡锷和老师讨论了士卿、议院、多党制、国家统一、地方自治、“多君世”、“一君世”、“民政世”等各项政治议题。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蔡锷和梁启超对民权的重视、对独裁统治的痛恨，但又对自由主义、议院政治在中国现实政治中实现存有犹疑。
蔡锷在评论孔子“讥世卿”的思想时，肯定了孔子的“讥世卿”有助于伸张民权和君权，但又存在问题：君民的矛盾需要士卿在中间折中。“孔子讥世卿”出于《公羊传》隐公三年：“《经》：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公羊传》宣公十年关于“齐崔氏”，也有相同的内容。
蔡锷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世卿当政，征战不已，君权、民权皆不伸；秦之后，采用孔子的制度，废除世卿，君权与民权“略伸”，而又“流弊无穷”。蔡锷说：“孔子讥世卿，以为民权不伸，君权不伸也。何以？不伸，君则为木儡，民则为奴隶也。故君之令不可及民，民之愿不可闻上。上下相锢，终无已日。故此风愈甚，其君民愈蹙，此风愈久，其患愈深。生非贵族，不可闻国事，故其族愈众，势愈强，则其相争也愈大。争则相怨，相怨则离，离则同门荷戈之衅开矣。故犯上之祸，所以不胜屈指也。自秦以后，二权略伸，孔子之功大矣，然流弊无穷也。”
为此，蔡锷提出采用议院制。他说：“使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此法可兴，则君公其君，臣公其臣，民公其民，身公其身，心公其心。前之弊，在身、心不相属。今之弊，在心不相属。混天下为一心，庶无扞格之虞也。”
面对蔡锷将孔子和议院对立起来的看法，梁启超表示反对。他说：孔子是支持议院制的，只是历代奉行的方法不对。他说：““流弊”一语极谬。孔子讥世卿，立选举，汝殆鉴于今日科举之极弊而发此言也。然凡行一制度，必条理始末具行之，然后可。苟仅行一二而已，适见其弊也。今日之学西法，是也。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具见。后世仅用其选举，而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欲得人才，乌可冀也。不责历代奉行之不善，而谓“流弊无穷”，何其谬也！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但别见他条耳。《春秋》固当合全书以读之，不能执一二条而议其法之不备也。”
梁启超的这种观点，来自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即孔子是赞成现代议院制的。这在现在看来有些牵强附会，但在当时，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康梁用这种方法来推动自己期望的政治思想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最大的问题还是大家被儒家思想所禁锢，不接受最基本的人权观念。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蔡锷也指出议院制的问题：难以齐心。他说：采用西方议会制，由议员在中间进行折衷，在现实中又存在意见不统一，因此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即：“今之弊，在心不相属。混天下为一心，庶无扞格之虞也。”因此，蔡锷的意思是：今应采用西方的“议院之制”，然因“心不相属”，又难以实行。
对这一点，梁启超表示同意，然后指出因此就需要用教育来开启民智。他说：此固是矣。然亦知心必如何而后能公、如何而后能一乎？必举国之人，见识相等，然后其心能一。譬诸有十人于此，皆君子人也，而守旧党五人焉，开新党五人焉，则其势必不能一也。故必有术开天下之智，使之相等，则不求一而自一矣。不然，日日痛恨于人心之不一，皆空言耳，何补于事哉？
对议会多党制“难以齐心”的问题，学生杨树达的考虑更加具体。杨树达老师后来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成就。当时他才 13 岁。
杨树达认为：实行议会制，需要防止它的三种弊害：空谈议论而一事无成、以下凌上、西方议会中的党争。他作札记称：孟子曰：“民为贵。”又曰：“民事不可缓。”此即泰西民主国之权舆。中国自汉、唐以来，君权最尊。今日欲伸民权，或恐筑室道旁，且启以下凌上之渐，即泰西各国亦有分为党与者。欲收其益而去其弊，其法安在？
在这里，杨树达用“筑室道旁”这个典故来描述议院制“空谈议论而一事无成”的弊病。“筑室道旁”，典出于《诗·小雅·小旻》：“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意指盖房与路人商量，将是怎么样也盖不完的。后又引出“筑室道旁，三年不成”之谚。
除了“筑室道旁”，杨树达还提到“以下凌上”和“党争”。“以下凌上”来自于儒家注重等级、次序、尊卑的思想，而“党争”来自于对中国历史中常见的结党营私，进行“党争”的担忧。
对此，学堂的另一位老师韩文举的回答还是开启民智。他说：所以必俟民智大兴，乃可言民权。今日而言民权，是取乱之道也。虽然天下未有有利无弊之事，能如英国之君民共主，则得其中矣。按他的说法，不是谁都可以参与政治的。参与政治需要一定的门槛，这也是至今为止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
所以，当时学堂中的同学和老师，对“允许不同意见”的西方议院政治还是存有一定的疑虑，觉得它可能还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还是希望通过教育，把“守旧”的人，变为“开新”的人，用“开天下之智”，使“举国之人，见识相等”。这一思想，后来被梁启超发展为“新民说”。这些思路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遇到西方“自由、平等、人权”概念时的本能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民主制度不能寄希望于”开民智“。“守旧”与“开新”实际上很难“一也”。必须接受“守旧”与“开新”共存的现实，给他们同场竞技的机会。到底谁的办法高明，让最后取得的成果、效益说了算，让市场说了算。这就是议院制。如果要接受议院制，就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守旧”与“开新”实际上很难“一也”。
在现实中，因为各种观点和现实利益冲突，所以不可能通过教育的方法，达到意见的统一。党争是避免不了的。比如美国大选，因为政治利益的争斗，所以两个党派越来越水火不相容。因此民主制度把决定权交给人民，而不能寄希望于”开民智“。
事实上，”开民智“这个词用起来就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它暗含了希望用一种“智慧”来统一全民的思想，这就是需要值得警觉的。即使要说，也要严格限定这种“智慧”的范围，比如限制在基本的数学、科学、逻辑推理能力方面。
学堂师生在地方自治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上，还是强调要保持统一。
蔡锷问：“孔子大一统，所以泯杀机也。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无乃与夫子大相剌谬乎？” 即蔡锷认为现在的地方自治和孔子提的大一统思想是矛盾的。
梁启超回答这是因为国权的损失，希望能够整顿国家，恢复国权：“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见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皆是也。前此互争是以弱，今合为一是以强。孔子大一统之义，正为此也。见美、日诸国所办各事，皆有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国则反是。如海军之类，应归于一者也，而南、北洋各自为政，不相顾焉；一盗案之微，州、县治之足矣，而上劳朝审，皆极可笑。然至今日，方且并此之法而不能整顿，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此。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若能有一省、一府、一县之整顿，则余省、府、县亦不无万一之望。”
梁启超的这一态度，和他后面支持君主立宪，然后支持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是一致的。这又与联邦制的基本思路相冲突，所以给蔡锷和梁启超都带来内在的矛盾。
顺着大一统中华帝国的传统主张，梁启超主张“一君世”。梁启超当时希望的政治路线是：“多君世”、“一君世”、“民政世”。他谴责了“多君世”的罪恶，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提出了“一君世”，而最后的目标是“民政世”。
他指出当时的中国虽然只有一个君，但实际上还是“多君世”。他说：全局而言，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耽耽相视，龁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
他说孔子“大一统”“讥世卿”，是想要建立“一君世”。他说：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这就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康有为希望的路径是：欲治天下，必进据乱为小康、进小康为大同。
当然，最后中国会像西方一样，进入到”民政世“，比如像美国、法国那样实行总统制，或者像日本一样，实行君主立宪。但这是以后的事了，现在中国还是要进入“一君世”，这就是梁启超、蔡锷后来支持袁世凯集中中央权力的原因，也是后来孙中山提出训政时期纲领的逻辑。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一旦一个人进入了“一君世”，比如袁世凯，他迈向独裁的道路就无法停下来。因为即使袁世凯自己不做，他的手下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撺掇着他去做。这就是后面我们看到的现实。
虽然主张大一统，但梁启超遵循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反对中国历史暴虐无度的专制“民贼”。他说：“二十四朝，其是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三代以后中国君权日尊，民权日衰，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而导致这一恶果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
蔡锷接受了“民贼”这一思想。他在这一段时间的《<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就强调历代的“民贼”对百姓的盘剥是造成国家灾难的根源。他说：“其在上者，秦政剥之，汉桓、灵剥之，魏武剥之，两晋、南北、五代、唐、宋、元、明之民贼，靡不出死力以剥之；其在下者，汉之训诂剥之，六朝、唐之辞章剥之，宋以章句剥之，自元至今帖括剥之，以至有匈奴之祸，五胡之祸，突厥、吐蕃之祸，契丹、回回之祸，金、辽、蒙古之祸”等等。进而大胆指出，清末中国的今天，已经处于“无面无祸，无地无祸，无日无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到处充满祸害的情景呢？他的结论是：“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矫！”为此，他大声疾呼：“国之破不足虑，种之厄不足虑，惟教之亡足虑。心之死，气之销，足为大虑！”要求唤醒人民，以救亡振兴中国！
上面种种的讨论，最后就构成了梁启超、蔡锷后来试图追求的“开明专制”，具体来说，就是希望一个华盛顿那样的人物出现。他们最后选中了袁世凯。其实不止是他们，黄兴、孙中山也是这么选的。而结果是，他们都失望了。
梁启超他们当年对议院多党制的担忧，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国需要进入“一君世”的判断，让他们最后追求一种“开明专制”。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国际上是可以找到参照的，如日本和德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当时就有比较大的权利。当然，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现在也都改革了，变成了更加彻底的民主制。
梁启超和他的学生们对政党政治、君民共主的上述态度，和他们后来反对国民党宋教仁提出的内阁制、支持袁世凯的总统制，然后又支持段祺瑞的思路是一致的。他们还不理解：各派争执不休的议会制，怎么能带来明智的决策。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市场的概念，不懂得市场的力量。遗憾的是，对“开明专制”的向往，至今都是大多数人的认识。
但是，他们非常爱中国的人民，痛恨“民贼”，比如他们认定满清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民贼，后来又认定称帝的袁世凯是这样一个民贼，因此，他们前仆后继，用自己的生命，“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这是非常令我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