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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春秋》 |
梁启超设计的时务学堂中文部分的教学内容围绕《春秋公羊传》《孟子》展开，讨论民本、民权、维新的政治思想。梁启超的基本思想是：以《孟子》为宗旨，《春秋公羊传》为研讨材料，以泰西为楷模，救民患，重民权，达民隐，开民智，做到“上下有议院，君民有国会，官商有公司”。
学堂的每日书目是《孟子》和《春秋公羊传》。为此，梁启超写了《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进行指导。
梁为学堂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规定了具体的读书内容。梁还为学堂学生撰写了两篇阅读指导的文章。其一是《读〈孟子〉界说》，共有十五义，其二是《读〈春秋〉界说》，共有十一义，皆用“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予以解读，如“孟子言‘无义战’为大同之起点”，又如“《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
《春秋》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历史书，记录了公元前 722 年至公元前 481 年期间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之一，被认为是儒家经典之一。它主要记载鲁国的历史事件，但也涉及其他诸侯国的政治、战争、外交和自然灾害等事件。《春秋》的文字非常简洁，有时一个事件只有几个字的记录。这种简洁的风格使得它的解释和解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后来的学者对《春秋》进行了解释和注释，形成了所谓的《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学堂师生对这两本书进行了大量的研讨。1898 年出版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有他们问答的记录。下面是他们当年的部分研讨内容：
蔡锷通过学习，体会到《春秋》之奥妙。他说：“读《春秋》，如测恒星，孩提只知其为萤文，长则知其为星。读天文书，则知其星之名号。以几何之法算之，以显微之镜测之，则知其为不可思议之地球，则知其内之动、植物件之多，且庶且备。《春秋》犹是也。俗儒只知其为字为取功名之用，妄儒只知其断章烂报，皆不知几何之法，显微之镜也。几何法何？三世之义也。显微镜何？既修之《春秋》，口说之《春秋》也。以此法测之，则知其中有多少之道，多少之理，多少之人，多少之用，多少之益。此太史公所以云‘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也’。无几何法、显微镜而测恒星，则恒星为数万小光而已。无三世之《春秋》以读《春秋》，则《春秋》为数本古传而已。”
梁启超对此表示同意。他说：“比例精当，见地莹澈。”又指出：“然同用一几何法而其布算之密合与否，亦恒存乎其人。”他举例说：“如用粗粗之天文镜，则可以知恒星之为太阳，行星之为地球矣。用稍精之天文镜，则能知天河之皆为星，其星皆为日球矣。用更精者，则知无量数之星云星气，皆为天河，皆为恒星，皆为日球矣。用粗镜者，自以为知，非真知也。用精镜，自以为知过于粗镜，然亦非真知也。镜之界无限，然则吾之学亦无限，乌知乎？今所谓能用镜者，真为能用否乎？今既知用几何法矣，知用天文镜矣，亦惟于几何之学密益求密，天文之镜精益求精而已。”
蔡锷从《春秋》中还体会到历史写作的意义。具体来说有两点：
首先，历史写作可以把不好当面说（“不忍、不必、不可”）的话写出来，让这些话让后来的人知道。这是他对孔子写作《春秋》的“苦心”的理解。他说孔子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忍、不必、不可当面明说。他在札记中写道：“读隐公二年、三年《春秋》讳内大恶之义三：不忍言也，不必言也，不可言也。何不忍言？子不丑父，臣不忍君也。何不必言？无益也。何不可言？惧罪也。究以口授为万世也，此孔子作《春秋》之苦心也。”
梁启超对蔡锷的这一理解表示支持。他说：“《春秋》第一立义，必有所以然之故。其所以然者，或一端焉，或数端焉，不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乎不在。朱子曰：‘能通所以然，是第一等学问。’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
其次，历史写作可以影响现实中政治人物的行为。他说：因为有《春秋》对历史的客观记录，所以很多人不敢太放肆地做很多事了。他在札记中写道：“庄元年，不言即位；‘夫人孙于齐’，不言反，不言姜氏；‘单伯逆王姬’，不言使；‘齐侯迁纪邢、晋、郚，不言取’；‘公子庆父帅师伐于馀丘’，馀丘不击乎邾娄；‘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不言纳朔，皆孔子既修之《春秋》也。未修之《春秋》，则言反，言姜氏，言使，言取，言邾娄之馀丘，言齐灭之，言齐侯，言纳朔矣。”
梁启超对此也表示赞同。他回复说：“通极。就此例以读全书，可见记号之间，无一字无深意。真所谓万物散聚，皆在《春秋》也。”
对老师的思想，蔡锷并不是全盘接收，而是保持独立思考。比如，蔡锷对“孔子改制”的说法表示过异议。他在札记中写道：“《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固自言之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虽日乘殷辂，服周冕，行夏时，乐韶舞，亦因而已耳。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孔子闵三坟之放失，百国之纷罗，从而修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我者何？知其为因制度之书，非改制度之书也。知其为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也。罪我者何？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为自用自专之人也，此孔子所以惧也。如曰孔子惧罪彼者罪我，则更相剌谬矣。《春秋》乃劝惩之书，非罪人之书也。”
对蔡锷的独立思考，梁启超表示非常赞同、鼓励。梁启超回复道：“此论尤属似是而非。” 然后写了一千余字的回答。他承认孔子有“自创之制”，然而更多的则是“改制”。他说：“孔子故托于庶人之议，思以易天下，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譬今之豪杰，使生于康、乾无外患时，何必为此激昂慷慨之言哉？然则孔子之改制度，乃极不得已之苦心，而无一毫不可以为训之处明矣。所谓罪我者，正恐后世迂谬守旧之瞀儒，以改制为罪而已。”
回复后，梁启超又特别鼓励蔡锷继续思考，然后继续讨论。在讲完上面的话后，他特别说明：“汝试熟思之，如尚不谓然，下次可详辨。《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博辨数次，必豁然矣。”
蔡锷和梁启超的这种交流方式，让我感佩。蔡锷不唯老师是从、不人云亦云，而是自己深入文本背后，体味文字作者的基本思想，表现出很好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梁启超则从内心里喜欢这种思维碰撞，愿意平等交流，以今日之我，代替昨日之我，令我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