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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的教育 |
时务学堂从招生开始，就注重写作、研讨，要求学生有独到观点。学堂同时注重学生修养、立志、养心、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合群，进行全人教育的培养。
时务学堂的招生由湖南学政江标等人亲赴湖南各地，选拔。江标在 2 年前的邵阳院试就认识当时 13 岁的蔡锷了，对他的试卷拍案叫奇。2 年后，15 岁的蔡锷又被推荐来长沙考试，名列第 3。
学堂的招生采用写论文的方式，要求学生有独到观点。比如第二次招生的作文考题为《论黄老之学最能害事》、《论孟子恶乡愿》、《论南学会有益》，第三次招考作文题目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论》、《汉光武洽天下亦以柔道行之后》，考生答题要是没有较为独到观点的，一般跟时务学堂无缘。
学堂建立月考、季考制度，按成绩分列等第，优良者给奖，并将季考成绩刊布于《湘报》。不适合学堂的学生会离开。第二年 4 月，时务学堂又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合校互勘，第一班 40 名同学甄别完之后，学生只剩下 27 人。
学堂的教学方法注重“问问题”和研讨，具体有两种方式：
1）老师授课，学生阅读，记录札记，老师批改，回复，然后再坐在一起讨论。老师讲课不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时事政治；学生于课堂听讲和做笔记外，按老师的布置选读课外读物并写札记；学生每人备札记册两本，每 5 日上交，交此册取回彼册；老师及时在学生札记册上作批答，并在发还札记时组织课堂讨论，师生共同交流；这样做对老师来说工作量非常大。比如梁启超常常一回复，就是几千字。所以梁启超常常写得彻夜不眠。最后又增加老师。
2）学生有问题，就记下来，投到讲台上的问题箱里。老师每周开箱，主持讨论。课堂设“待问匦”，学生在听课和读书中遇有问题，可写在待问格纸上投入匦内，待课堂讨论时老师一并作答；
除了上课，他们和活跃在政坛上的人士，如黄遵宪，也有非常多的交流，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新的启发。
这种教学方法，保证了老师的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还增进了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己“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 40 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4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亲友，全湘大哗”。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学约》中规定了学堂的全人教育目的：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慑生，九曰经世，十曰传教。在立志、养心、培养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读书、思考、写作、合群、经世、传统都方面都设立了目标。
在立志方面，梁启超指出：“（来学者）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人人负担起保国、保种、保教的责任。他训诫说：“学者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游；若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有一于此，不可教诲，愿共戒之！”
在这样的教导下，孩子们都很有志气。蔡锷对同学说：“我侧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应淬励品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决不可随俗浮沉以自污。”林圭仰慕谭嗣同，也被谭器重。他就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曾、左诸人掌握兵柄，苟举义旗，则倾复清室，反掌事耳……吾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而李炳寰上学时常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蔡钟浩也常常将“闻独立自由之义，集同人开自立党于长沙，刊章程，编会籍……湘人之唱言自立者，实以君为始。”挂嘴边。
“养心”讲读书、任事都要专心致志，有定力。《学约》中称“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使教义本身的重要性达到了新高度；
梁启超将养心细分为两种方法：一是敛其心，要求学生静坐，首先敛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是纵其心。这又包括两种途径：一是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一是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学约》中写道：养心之功课有二：一静坐之养心，二阅历之养心。学者在学堂中，无所谓阅历，当先行静坐之养心。程子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今功课繁迫，未能如此，每日亦当以一小时，或两刻之功夫，为静坐时。所课亦分两种：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此是学者他日受用处，勿以其迂阔而置之也。
“治身”指的是“扫除积习，专务笃实，乃成大事”。
“摄生”指的是劳逸结合，生活有规律，注意养生和体操。
“读书”强调中西兼学，“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今时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
“穷理”指学用结合，刻苦钻研。
“学文”讲写作的文字功夫，“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
“传教”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梁启超自豪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说：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彼西人之所以菲薄吾教，与陋儒之所以自蔑其教者，由不知孔子之所以为圣也。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论语》记：“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
“乐群”讲合群，“他日合天下而讲之，是谓大群；今日合一堂而讲之，是谓小群……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众思，广众益”。
“经世”强调将读书与治国理政结合起来，要“求治天下之理”，“求古人治天下之法”，“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并言：“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指北宋学者、教育家胡瑗，因其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与二三字共勉之。”
在“经世”方面，蔡锷学会了凡事刚开始看起来简单，但要想完成，最终一定会变得困难和复杂，因此需要从事情的本源做起。他引用庄子的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故大人者能以造因为事者也。意思是：事情在开始时看起来很简单，但要想完成，最终一定会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会追根溯源，去影响事情的根因，以获得想要的结果。
他相信老子的话：“天道好还”。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自然的法则是符合因果的。“天道”指的是自然界的规律或法则。“好还”：意为喜欢回报。“天道好还”就是每个人的行为最终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这种回报并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提醒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最终会遭到反噬。
在时务学堂，蔡锷学习了英文和数学。在他后来审定的自己的介绍中，他把时务学堂的学习概括为：“习英文、算学，研究群经，积有心得”。
英文对蔡锷帮助很大。比如日本留学期间的学习、翻译，在云南期间和英法领事的交涉。蔡锷后来在北京还聘请了英文教师，继续帮助他学习英文，而英文教师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数学对蔡锷也非常有用，帮助他处理军事、经界局的事务。有意思的是谭嗣同也很喜欢数学，并用数学来解释他的哲学理论《仁学》。
梁启超建议学生们学习“富国学之书”，可能包括《富国策》：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英国法思德（Henry Fawcett）著，同文馆汪凤藻译。《佐治刍言》，英文题目简称 Political Economy，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应祖锡译。两书皆是政治经济学著作。
蔡锷当时 15 岁，年纪小，体质弱，而学堂的环境艰苦。蔡锷有一首诗是这样的：《冬夜》，悍鼠斗屋隅，寒风冲破壁。秃笔硬如铁，残灯光寂寂。
蔡锷一直认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赋性天资聪颖，在学堂中的功课和每月的月考，必居前列。”
他敏于思，很有见解。同学唐才质回忆：“松坡（蔡锷）在同班年龄最小，体质亦复文弱，初不为人重视，然而言论见解，有独到之处，知少年好学，根底甚为深厚也”。
老师们对蔡锷他们也寄予厚望。黄遵宪曾作有怀李炳寰、蔡艮寅、唐才质的诗：“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浸几英豪。国方年少吾蒋老，青眼高歌望尔曹。”
时务学堂给了蔡锷全人的教育。他后来给华西协和大学的祝词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校。他写道：立国之本，日富与教。富以厚生，教以明道。原人之初，维身与心。心失所导，厥弊顽冥。贤载西哲，有教无类。万里东来，循循善海。文明古国，中华是推。文明大邦，英美是师。宏维西贤，合炉治之。我来自滇，共和是保。戎马倥偬，未遑文教。瞻望宏谟，深慰穷喜。我有子弟，何幸得此？岷峨苍苍，江水泱泱，顾言华西，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