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卡马克之冠，略有删改编整。
形成共识的工具影响了共识本身，本文浓缩了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一书之精华，对后印刷术时代的政权进行分类剖析，以生动的案例介绍了印刷术、报纸、无线电、电视以及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以及相应政权的组织方法与行为逻辑。本文理论结合实际，充满解释力与预测力。文章极富洞见与启迪，揭示了共同体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之道，是不可多得的申论佳作，值得细品。
谈互联网时代之前，先讲一个老故事。据说创世之初，众神与魔鬼为了争夺世界的所有权而爆发大战，战争最初是在形而上的概念层面展开的。众神标榜“光明”，魔鬼便自居“黑暗”，众神使用“信仰”，魔鬼便掷出“思考”，众神塑造“秩序”，魔鬼便搭建“自由”。
战争到了最后时刻，双方高下难分，众神决心一劳永逸结束战争，便倾尽心力打造最强的终极武器，他们的最后一个作品叫“永恒”，众神抬着这件武器掩杀而来，势不可挡，但是在看到“永恒”之后，魔鬼们哄堂大笑，于是“幽默”就此诞生。
人类文明正处于互联网时代，而人类是无法总结、定义自己正身处的时代。就像一个封建时代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处于封建时代，因为封建时代这个时代是后人定义并总结的，而现代人类也无法定义并总结什么是现代。人类只能在自己度过了这个时代之后，回头去看，才能总结和定义上一个时代，这就是历史的价值，企图定义、设计、预测一个时代的行为，一般称之为求签算命或者茶叶占卜。
因此“互联网时代”这个说法严格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还无法得知，它究竟是一个新时代，还是一连串时代的开始。
但是身处一个时代的人类是能够对自己正经历时代的部分典型特征有一些观察和描述，就像封建时代的人尽管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封建时代，但还是能够意识到封建时代的重要特征是血缘为第一缘。
因此我将尝试着对“互联网时代”的一些已经被观测到且总体来看比较稳定的特征进行叙述，只有历史能评判这些叙述是否正确。
一、总解构
当所有魔鬼都开始哄堂大笑时，一切都失控了，解构成了互联网话语的根本逻辑，甚至连解构本身都被解构了，门户解构了纸媒，然后又被BBS解构，社交媒体又把BBS砸烂。时代更替往往是旧权威被打倒，新权威取而代之，新旧双方是生态位矛盾。互联网时代则是一切权威都开始消亡，新事物并不意味着新权威，没有人能塑造起权威来，新旧双方是同临深渊的关系，生态环境本身已经不存在了。饭圈塑造权威后，这种权威很快就被“饭圈”这个词本身给解构了，权威被降维成了亚文化，继续存活，但不再有全局性的号召力，同理二次元、女拳。
二、信息源极大化
互联网时代是第一个信息供给端比信息接受端还要多的时代，且每一个行为体在信息供给 —— 传输 —— 接受这个链条上的位置不再固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第一手消息源，每个人都可以当信息二道贩子，每个人都可以刷一天短视频不重样。信息二道贩子迎来了他们的末日，如果说无线电时代信息二道贩子被枭首示众的话，互联网时代，他们则被凌迟处死。试图控制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的行为体层出不穷，但没有一个成功，最关键的是，当“企图控制信息”这一动机本身被意识到的时候，控制信息本身就失去意义了。
三、信息流动结构液态化
液体不是固定不动的，它在微观层面其实是无数分子在时刻不停的做布朗运动，但宏观上来看，它总是向四面八方传导压力。这和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结构如出一辙，各种信息高强度不规则运动，且时刻向所有方向溢出，信息扩散的压力向四面八方传递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信息流向的预测和规划完全失去了意义。
四、信息断层严重
这是所谓的“圈层化”“信息茧房”的实质：信息在传播和交互过程有严重的断层，且断层和断层之间往往是“沉积式”的。信息变成了一坨又一坨的结块，结块之间少有往来，一些信息在一定环境内沸反盈天，在另一些环境内则少人知晓。这和上一点信息流动的液态化看似相悖，但其实你如果深入到每一个信息结块内部去看，会发现信息结块内部是花式布朗运动，是液态的，但是结块之间又是老死不相往来，是沉积的。但整个信息总和是分形的，分形的意思是一个事物整体和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有自相似性。整个互联网信息是液态的，组成整个互联网信息的结块自身也是液态的，但结块和结块之间互相半隔绝。
宏观来看，信息表现出一种诡异的“固液二相性”，在偶尔的情况下，一个结块的信息传递到另一个结块之后会在另一个结块内剧烈运动，这就是所谓的“出圈”，而能不能出现这种现象，取决于两个结块的行为体之间有没有趣缘上的相似性，这很有可能预示着趣缘将取代地缘，产缘，血缘，时缘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第一缘。
五、时效性失效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信息传播总以时效性为王，新媒介往往通过更好的时效性来取代旧媒介，但互联网时代不同，时效性并不是互联网取代电视机的原因，电视机现场直播其实已经把时效性做到了极限，但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新闻无人讨论，反倒是几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被掏出来反复翻炒。
互联网时代，一件时事如果备受关注，绝不是因为它是“时事”，而是因为它太有趣了，这也是我认为互联网时代趣缘为王的原因，它是截至目前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东西中第一件打破了时空限制的东西。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政权真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遑论围绕互联网构建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就算是意识到了时代已经发生改变的政权都很少，比如美国建制派的电视古董们还在孜孜不倦的搭摄影棚，根本没有意识到互联网的大火已经烧到他们头上了。
互联网治理缺位，并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人类正处于互联网时代，所以对于如何治理互联网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当你身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和最优解你是无法知晓的，只有当你经过了这个时代，回过头去看，才能定义并总结这个时代，进而得出最优解。
形成共识的工具将影响共识本身
一个政权在形成过程中所依赖的信息传播媒介，会对这个政权的组织结构，行为模式，决策逻辑构成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影响本身会内化为政权运行内在逻辑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政权本身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不因政权所使用的信息传播媒介的更新迭代而转移，身体在看电视，灵魂还在读报纸是一种常态。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俄国算是踏入了一只脚，摸到了一些门道，但还没有彻底摆脱电视机时代的烙印，俄国的这种超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电视机时代输的干干净净，新生政权只能在废墟中重建，又刚好碰上了互联网大发展，于是吃到了时代红利。
懂王实际上是围绕互联网展开政权构建的先驱者，莫迪算半个，推特治国在当代政界被视为笑话，但在未来，这将被视为一条新时代的分水岭。桑德斯和他比差远了，人们是因为桑德斯的政策而支持他，并不是支持桑德斯这个人本身，懂王和莫迪的支持者可是不论他们推出什么政策都无脑支持他们的，这其中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互联网时代的上一个时代是电视机时代，美国是电视机时代毋庸置疑的绝对霸主，它在电视机时代的地位不是强大，而是统治，电视机时代的合法性构建途径，议题设置，群体控制，话语方法，美国人玩的明明白白，比如镜头语言，美国人对镜头语言的掌握已经超脱了具体技法而进入哲学层面了：可以参考《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说是教摄影，实际上在教镜头语言。这本书的意义是什么，了解摄影的人都懂。
美国在电视机时代的强大与其影视工业的发达密不可分，但它在电视机时代的不可战胜导致它错估了形势，互联网时代与电视机时代一些表观层面的相似性使它产生了错觉，它以为互联网时代不过是又一个电视机时代而已，所以它用电视机时代的玩法去捣腾互联网，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果后，局势最终逐步恶化并彻底失控，当初吃下去的现在吐的干干净净，还倒胆水。肆意玩弄根本不了解的力量，终将招致不可想象的灾难，自古皆然。
电视机时代的前一个时代是无线电时代，无线电时代构建最成功的国家有两个，德意志第三帝国，伊朗。
纳粹依托人民收音机和小黄这个宣传天才打造的传媒奇观已经众所周知，毋庸赘言，最巅峰的时候曾经在战时让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成为德国电台的稳定听众，盟军轰炸机进入德国境内后，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打开收音机听德国广播，可谓收听敌台的先驱。
伊朗则是霍梅尼流亡海外期间，把自己的讲话用磁带录下来，通过地下分发渠道扩散入伊朗，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无线电，伊斯兰革命期间，磁带地下分发渠道成为了全国组织串联的骨干力量，霍梅尼本人也从一个边缘化的学者一跃成为什叶派权威宗师。
无线电时代的特征是构建一旦成功则向心力超强，基本盘极其稳定，但路径依赖也最严重，所有力量都有代价。
无线电时代之前是报纸时代，报纸时代的杰出代表是英帝国和苏联，“英国报纸”这个词在18，19世纪很大程度上是文明开化的同义词，有英国报纸的地方就有文明，英国报纸伴随着全球邮政、蒸汽动力和皇家海军横行四海，统治世界的思想，塑造全球的政治，舰队街的编辑们挥一挥笔杆，无数的交易和战争便因此而生，所谓的“第四权”由此而生，记者们成了无冕君王，这种政治生态直到互联网时代才开始瓦解。
看英国报纸在那个时代的体面人中已经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特权。英语成为世界语，源自英国报纸。
苏联是另一个报纸高手，这源于苏联的建立过程，苏联的政权构建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报纸上的，谁能在报纸嘴战中占上风，谁就能获取更多的追随者，进而在委员会辩论中占据有利位置，列宁本人就是那个时代数一数二的顶级报纸高手，没有谁喷的过他，报纸是他的王座，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未见得能喷的过列宁。
报纸时代的特点是逻辑必须围绕时事展开，借题发挥是关键中的关键，就事论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唯独不会发生在报纸时代。
再之前，就是小册子时代，小册子时代的特点是只有流言和思想，没有时事，小册子的思想性不一定差，比如《猛回头》《警世钟》《论持久战》，这都是小册子，但是时效性差，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你现在才开始做总结。所以围绕小册子构建的政权往往非常迟钝，但决策质量不低。
中国的立国先贤们留下的著述大多是小册子而非演讲稿，也不是报纸文章，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根本而言，当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册子时代的国家。
报纸政权的政治逻辑由措辞驱动，而措辞驱动的环境由报纸传媒塑造并强化。
电视政权的政治逻辑由场景驱动，而场景驱动的环境由电视传媒和镜头社会塑造并强化。
无线电政权的政治逻辑由基本盘驱动，而基本盘驱动的环境由无线电台塑造并强化。
小册子政权的政治逻辑由形而上驱动，而形而上驱动的环境由科层制官僚队伍和小册子政治哲学塑造并强化。
作为预测，不妨瞎算一卦：互联网政权的政治逻辑将由趣缘驱动，而趣缘驱动的环境由互联网和极大化信息源塑造并强化。
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几个典型的例子来介绍这几种政权。但首先需要说明，“XX国家是一个XX时代的国家”并不是指该国处于某一时期，而是说该国的政权在形成过程中所依托的大众传媒工具对该政权形成了深刻影响。这不单纯是一个舆论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结构和内在逻辑问题：一个政权形成过程中所依托的大众传媒，会对这个政权的内在逻辑造成非常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这个政权的行事方法。
报纸时代，人类社会首次有了“时事”这个概念。在此之前，除了一些专门的信息渠道（比如八百里急递），新发生的事情往往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流言传播的，（这也是为什么小册子国家特别重视“口碑”的原因，甚至会花钱买口碑，以至于出现大规模伏拉夫现象）。报纸时代出现了时事这个概念后，对概念和思想的传播就高度依赖围绕时事进行展开，或者说，借题发挥就显得至关重要。
报纸时代，思想和观念传播的效果，取决于它和时事的切合程度，或者说，借题发挥时的逻辑自洽性就至关重要。看看报纸时代几位神仙的作品，比如列宁，鲁迅，他们的作品几乎就没有就事论事的，都是以一个最近发生的时事作为切入点，然后展开论述，芝麻绿豆大点事（比如托洛茨基又说了一句什么人嫌狗不待见的批话），列宁能写出好大一篇社论来，先直球辱骂托洛茨基是个憨批，然后表述自己的看法，提炼，抽象，总结，升华。辱骂部分和说事部分的比例经常达3比7甚至1比9，也就是说，列宁实际上是想要说事，只是借着辱骂托洛茨基把观点表述出来，托洛茨基负责当锚定观点的工具人。
观点需要有时事作为锚定，这不是报纸时代的独有现象，但报纸时代这个特点是最显著的，上纲上线的能力决定了一份报纸的销量和思想传播的力度，这也是为什么小报的销量永远巨大的根本原因，因为小报总是能够把上纲上线这个报纸特色发挥到极限。狗仔队实际上是报纸能力的头部选手，记者通过掌握上纲上线的能力，获得了第四权，这种权力直到互联网时代才开始瓦解。
报纸时代的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苏联，英国是首个把舆情纳入政策考量范畴的国家，一项政策的出台，必须考虑它可能引发的舆论反应，这本身作为政策变量的一部分被纳入决策形成过程，英国是第一个做到的，也是做的最好的。
如何应付记者，如何应对舆论风潮，既能把消息传出去，还能限制记者们上纲上线，既要让不利于自己的舆论风波平静下来，又能适时利用舆论风波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既要从报纸中获取有用信息，又能不被报纸中的上纲上线带着走，这是英国官僚的基本功，就像中国官僚必须会写八股一样。
和记者斗智斗勇，复杂博弈，施压与反施压，撇清关系与介入事态，这些和记者打交道的操作是英国政客的门槛。“记者们会怎么看”“报纸上会怎么写”“舆论上会怎么闹”，在讨论政策时这些问题必须被纳入考量，很多时候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一项政策很有可能仅仅因为不讨记者们喜欢就不被推行，这在小册子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相应的，如何把最微不可查的姿态，最细枝末节的语言，最无关紧要的细节，最无足轻重的场景，上纲上线为道统之争，华夷之辩，伦理问题，根本大防则成了记者的基本功。要设法激怒面沉如水的官僚，使他失态，生气，出丑，要曲解他的话语和表情，这样报纸才有噱头。为什么香港记者跑得快，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
英国官僚必须分出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去处理舆论问题，这导致英式决策往往具有极大的舆论亲和力，政策有没有价值不好说，报纸是肯定满意的，至少是挑不出毛病的，这种决策逻辑深刻的塑造了英国和英帝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行事风格，他们的政权在避免舆论危机和利用舆论力量上出类拔萃，政策往往观感极好，但相应的，政策质量不高，执行力度有限，很多政策往往舆论后果不严重，但实际后果极其严重，典型例子就是帝国特惠制，这一备受欢迎的政策直接毁灭了帝国，属于典型的打着为了帝国的旗号掘帝国的根，危害之大，不下于MAGA。
苏联反其道而行之，苏联的理念是，与其被动应付舆论风波，不如主动掌握和使用舆论，不让舆论危及自身，但充分利用舆论推进自己的议程。这种能力形成于列宁，列宁是20世纪全人类最强的报纸撰稿人，如果说报纸是角斗场，那列宁就是斯巴达克斯，他是完美的斗士，他的技艺是一门艺术，看他在报纸上骂人是极致的精神享受，没人能在报纸上战胜他，他死后，苏联的报纸能力仅仿其六成，依旧锐不可当。
苏式路线理论上限高于英式路线，但问题在于对执笔人的个人能力要求极高，一个不慎容易导致严重思想混乱。
报纸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僵化，难以调头，适应性极差。进入新时代后容易被按在地上摩擦，英苏两大报纸帝国在20世纪双双解体恐怕与此有关。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奇妙的是，英国并没有宪法，在英国起到宪法作用的是一系列法案、判例、惯例甚至约定俗成的政治规矩组成的混合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英国政权建构于报纸时期，报纸的特点是没有就事论事，只有上纲上线，而上纲上线的核心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扣字眼，抓语病，借题发挥。长期浸泡在这种环境下，导致英国社会对措辞极端敏感，并且养成了拿只言片语大做文章的社会习惯，无心之言往往会成为致命创伤，修辞管理是英国政客的基本功。
在法律和政治博弈过程中，针对文件和法案中的具体措辞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是一种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法，能否使词句的解释有利于自己，直接决定了很多政治议程和法案斗争的生死，以至于英国人为了在无休止的措辞撕扯中决出胜负，搞出了法官释法这种独特制度，这就是为了在对措辞的解释各执一词且争执不休的情况下，由一个不可质疑的独一权威做出终极裁决以降低政治成本的方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英国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档案管理科学，就是为了把文犊保留下来以满足政治撕扯的需要。
英国政权建构过程中，王权、议会、官僚三方之间的博弈微妙而激烈，在这种环境下，一些政治规矩作为博弈达成妥协的结果被确立下来，但如果把这些规矩以文字形式进行固定，那么说不定就会有人通过别有用心的解释打破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妥协，破坏既有的政治平衡，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因此，为了维持政局稳定，索性不把这些政治规矩文字化，而只是以惯例的形式维持其存在，以此消除文字化带来的解释空间，从而维护政治稳定。
整个英国的政治活动中充斥着此类措辞驱动型政治的特征，久而久之英国人养成了一切政治活动都先深究法条文犊的毛病，连带着英国的海外领都形成了这种习惯。为什么香港地区对政治的讨论总是会习惯性的陷入对法条的纠缠中？从政治讨论坍缩为修辞学讨论，以至于出现讼棍治国的情况？根源就在于此。
大陆社会对香港纠缠于措辞深恶痛绝，原因就在于我们是一个小册子社会，小册子社会是政治哲学驱动型政治，措辞只是工具，形而上才是重点，所以我们对他们纠缠于措辞的行为感到厌恶，认为他们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嘴脸令人反感，这就是不同的大众传媒对社会心理造成的深远影响。
这种毛病甚至扩散到了英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再举个例子，战锤40K里帝国元老院曾经规定帝国国教会不能拥有武装人员，但这里的人员一词用的是men，men既可以解释为人员，也可以解释为男人，国教会抓住这一漏洞，组建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教廷战斗部队，这就是战斗修女的来历。
还有哈利波特的舞台剧，赫敏的演员找了个黑人，为啥？因为JK罗琳没有在小说里明确说过赫敏的人种，这给了一些人以发挥空间，而JK罗琳自己在小说里也抨击过报纸记者的上纲上线有多令人反感，具体可以参考预言家日报记者对哈利波特的采访桥段。
最能说明措辞驱动对英国社会大众心理影响的例子，毫无疑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磅肉的措辞问题直接决定了在场人物的生死。
一个政权在形成过程中所依赖的信息传播媒介，会对这个政权的组织结构，行为模式，决策逻辑构成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影响本身会内化为政权运行内在逻辑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政权本身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不因政权所使用的信息传播媒介的更新迭代而转移，身体在看电视，灵魂还在读报纸是一种常态。这不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而是一个被动形成的过程，控制不了，也很难改变。就比如报纸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会对舆论影响进行最大限度的考量，但无线电国家就不太在乎这一点，这就是无线电和报纸对政权内在逻辑的影响不同造成的。
无线电时代有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是时事的密度和时效性大幅增加了，时事在报纸时代首次出现，但在无线电时代才真正成为“时”事，无线电时代人类首次能够在事发当天得知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其二是信息接收从空间分布变为了时间分布，报纸时代信息是空间分布，比如AB两条信息，在一张报纸上分布于同一个版面的不同位置，你可以选择看A而不看B，A必须在与B的竞争中胜出才能获得关注，所以语不惊人死不休很关键。无线电时代，你必须听完A，才能听B，哪怕你对A其实并不感兴趣，信息是时间分布，所以复读就极为重要，因为哪怕是你再不感兴趣的内容，天天听多少都会留下一点印象。
其三是信息获取的门槛消失了，小册子时代信息获取的门槛非常高，小册子实际上是著书立说的乞丐版，但依然是著书立说，报纸时代门槛降低，但依然要求能识字，有阅读习惯，无线电时代彻底没有门槛了，能听懂人话就行。
无线电在获得了高时效性信息传达的同时，又由于信息源的单一化而同时避免了后续时代因为信息交叉和互动导致的解构问题，且信息传达直达社会基层，没有中间环节导致的信息熵，相当于是吃到了光电信号传输好处的同时避免了缺陷。
时事密度的增高导致了对敏捷反馈的极度需求，信息源的单一导致了满足这种需求变的不可妥协，政权必须迅速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哪怕以寅吃卯粮为代价），然后把成果通过无线电广而告之，形成一种需求产生——迅速满足——政治合法性提高的正循环，在这一循环累进的过程中，一些经常被满足迫切需求并因此对政权产生了强烈认同，以至于政权无论做什么都无条件支持的群体出现了，这就是“基本盘”。
基本盘在获得了足够高的政治合法性积累后，往往会对政权的行为形成条件反射式的支持，哪怕这种行为并不符合自身利益。比如“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这些特征直接导致了无线电时代是动员能力最强的时代，也是共同体塑造最坚韧的时代。无线电国家往往拥有稳固到钢浇铁铸的基本盘，能迅速动员起庞大的战争能力，在科技和体量拉不开差距的情况下，除非以魔法对抗魔法，否则同时代没人能打得过他们。
无线电建构最成功的国家是德三和伊朗，德三做到了三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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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真正统一了德意志地区。俾斯麦根本没有统一德意志，把奥地利开除德意志籍，相当于把江浙开除中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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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打破了邦国王公和容克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小胡子本人是打零工的，党卫军全国领袖吼姆辣是养鸡的，管经济的施佩尔是建筑师，管宣传的小黄是记者，小胡子的后继者邓尼茨是老兵，德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泥腿子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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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死战到底。德二是兵变瓦解，沙俄是社会崩溃，奥匈是帝国瓦解，法三是举手投降，日本是举手投降，英帝国是被五马分尸，苏联是就地解散，只有德三死战到底，维京师的士兵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机枪阵位上，纳粹高层大面积全家自杀，很多人说他们是“畏罪自杀”，这就是胡扯了，真要畏罪，把锅推给小胡子然后投降盟军就完事了，曼施坦因古德里安不就这么做的。这种行为只能解释为殉道，你可以质疑他们的道路，但你无法质疑他们的虔诚。
伊朗则更胜一筹，霍梅尼本人流亡海外的时随身围着炸弹腰带，他拒绝被捕受辱，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军队踏着美国国旗接受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他们手挽着手，高唱圣诗，顶着萨达姆的化学武器趟过雷场，他们坚信当地雷响起的那一刻，天堂的大门就已经向他们敞开，他们在平静中死去。而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经略中东时，曾经多次试图在恰当时机主动寻死以团结什叶派和逊尼派。
无线电国家对于基本盘的塑造是非常有效的，但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政策路径依赖太过严重，基本盘的时敏需求而非长远需求成了最高政治原则，寅吃卯粮不顾后果，难以变通，不可妥协。
比如伊朗现在非常渴望和美国妥协，但因为反美是最高政治纲领，所以没法松口，而美国一直想要逼他们松口，就僵住了。现实政治永远是妥协的艺术，不可妥协实际上破坏了政策空间，使一些灵活务实的做法失去了合法性，这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另外，无线电国家由于信息源的独一，社会潜意识替代了舆论，导致行政权力被绝对化，一旦作恶无人能挡，舆论无法对政策造成任何影响。死战到底的另一面是没法投降，所有力量都有代价。
电视机时代是很值得说道说道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亲眼见证了电视机时代的完结，亲身经历了电视机向互联网的跨越，我们身上永远带着一部分电视机的影子，恰如骑士团永远是一个小册子组织一样，这是时代的烙印，抹不清，洗不掉。
1.信息过密化
电视机时代后，人通过大众传媒能够获取的信息总量第一次超越了人能够认知和记忆的信息上限，报纸时代，一个人读尽他居住的城市的所有报纸是可能的，一些清水衙门的工作人员成天喝茶看报纸，结果就是你问他城市里发生了什么他都答的上来，电视机时代后，没人能看尽所有电视节目。
2.强娱乐性
电视是第一种娱乐性质的比重超越了信息性质的大众传媒，人们接触大众传媒的目的从获取信息开始转向“图一乐”，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媒的基本特征。
3.时效性达到极限
电视机的信息传递时效性达到了这个宇宙的物理极限，现场直播的出现让信息不再有任何延迟。
4.场景式信息传播
在电视机时代到来之前，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信息通常是场景缺失的，比如广播剧，除了对白外还有旁白，旁白就是用来补完场景的，报纸的配图也是场景补完，电视机传播的信息则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电视机给予的场景的完整性超越了以往任何传媒形式。
5.向下兼容
电视机的传播形式，使其传播内容可以兼容以往的所有大众传媒形式，报纸内容是没法直接用于无线电的，就算你能把报纸新闻在电台里复读一遍，那请问配图呢？你要如何用语言去叙述画面且不出现任何信息损耗。同样的，无线电的内容也没法直接用于报纸，就算你能把无线电讲稿在报纸上刊登出来，请问你如何用文字去叙述语气、情绪且不出现任何信息损耗？
电视解决了这个问题，所有以往的传媒方式都可以在电视上找到容身之处且不出现信息损耗。这就是“多媒体”的原初含义。这些特点极为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世界，很多事情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电视机时代的国家往往具有这么几个显著特征。
首先是严肃政治开始逐步消亡。纯粹的、彻底的、严肃的政治开始逐步失去立足之地，政治和娱乐的边界开始模糊，一个政治议题如果不把自身娱乐化或者至少是掺入一定的娱乐要素，则天然不具备社会基础，这不以政治议题本身的内容而转移。不要抱怨娱乐至死，这就是这个版本的主流打法，要么适应它，要么被淘汰，要么高成本运行，没有别的路。
其次是第四权再度崛起，信息二道贩子在报纸时代崛起，在无线电时代没落，在电视机时代复兴，在互联网时代被瓦解，电视信息的制作是一门复杂系统工程，信息二道贩子们把持了这一中间环节，以此重夺政治话语权。无线电时代，官员可以直接到电台对全民发表讲话，说啥就是啥，电视机时代，官员的讲话需要经过导播、记者、摄影等一系列中间环节才最终抵达观众眼前，有了中间环节，就有差价。为什么无线电政权通常被记者们扣上“极权”的帽子，互联网时代则被记者们扣上“民粹”的帽子？因为前者是他们的黑暗时代，官员们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制信息权；后者是他们的衰亡时代，制信息权扩散并普及了。他们失去了制信息权，当然切齿痛恨。
再次是公众对政治有极高的参与感，参与感和参与度是两回事，但无论实际参与度如何，电视机国家的公众往往对政治有极强的参与感，这和第一点，也就是严肃政治的消亡与政治的娱乐化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高参与感，至于参与度高不高，那是另一回事。这导致电视机国家在互联网时代之前通常具有强大到不可撼动的政治合法性，这种政治合法性不以具体的施政质量为转移，你天天推出一些弱智政策但还是受欢迎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进一步的，政治合法性与施政质量开始出现分离。
然后是镜头感极强，信息传播的零延迟和场景性，导致电视机国家的每一个行为体都长期浸泡在镜头环境下，这导致电视机国家从政府到社会普遍具有极强的镜头感，哪怕身处一个没有镜头的环境下，他们都会下意识按照身处镜头前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举个例子，奥巴马烟瘾非常大，但是你见过他抽烟吗？这种镜头感极强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治活动的社会辐射强烈，政治议程雨点小不小两说，但雷声一定巨大，甚至这种辐射性强会反过来塑造政治议程。
最后是社会条块分割，电视机时代政治议程的社会辐射作用带来了政见的强烈对撞，政见对抗自古有之，报纸和无线电时代也有这种社会影响，但电视机时代让政见对抗的影响实现了全社会无死角覆盖，政见之争从两个集团隔着会议桌打肚皮官司变成了对各自的社会基础进行总动员，自此，政见之争开始具有总体战的性质，政治集团之间的政见之争开始变的不可妥协，为了在这种高烈度对抗中生存下来并胜出，基本盘的作用变的前所未有的重要，狠抓基本盘，满足基本盘的一切时敏需求变成了政治生命的根本。
美帝国是一个标准的电视机政权，注意，我们谈论的是美帝国，不是南北战争前的老联邦，也不是小罗斯福之前的那个合众国，而是二战至今的美帝国，老联邦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小册子国家，合众国是一个还不错的报纸国家，小罗斯福无线电了一把，随后美帝国成为了一个电视机国家。
美国社会接触电视机时代的时间甚至要早于电视出现，古早年间的美国报纸有个特点，图片是主角，文字是围绕图片进行说明的解释内容，而同一时期其它国家的报纸，文字才是主角，图片是对文字进行场景补充的注解，这种微妙的差异带来了根本性的不同，传媒的核心是对注意力的争夺，用文字去争夺注意力和用图片去争夺注意力时，其内在逻辑完全是两码事，美国大众传媒长期围绕视觉展开工作，结果就是在电视机这个视觉为纲的时代具备了海啸般的力量。
美国人对大众传媒中视觉运用的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它从轻松的图像主题入手，然后传授照相机技术结构和工作原理，然后讨论光线对图像的影响，不同场景下的摄影思路，我尤其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书的第20课《时装摄影》和第21课《人体魅态摄影》，在这两个章节中，美国人对视觉控制的理解已经超出了专业技法的范畴而踏入了方法论的领域。
浸泡在这种环境下导致美国的政权运行模式高度的“场景化”，也就是依托特定场景积累政治资本，从而推进政治议题，并以极高的公众参与感维持政权的高合法性。
这里要多说两句，不要把提升公众参与感简单看作是“统治术”或者“洗脑”，国之大事，在戎与祀，祀的作用就是共同体构建，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其他政治议程的基础，人类是一种伪社会性生物，构建社会性实际上是对人类的一种“补完”，不论用什么方法，构建起社会性来就是成功，你不能说我的构建才是真的，你的构建都是假的，这就像崇拜大石头的原始人指责崇拜大树的原始人拜的是伪神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场景驱动政治的典型案例是常风行动，即美军撤离越南行动，常风行动伴随着大量的媒体报道，在越战失败这个大背景下给东亚东南亚的亲美势力打了一剂强心针，本来越战的失败让美国的东亚体系受到严重动摇，因为谁也不能保证韩国台湾菲律宾不会成为下一个南越，但是常风行动改变了一切，人们通过电视转播看到遮天蔽日的直升机群拖家带口逃向舰队，特别是常风行动中的重要一部分，美军运输机把所有南越军队的战争遗孤带着逃向美国。
中国人应该对这个场景感到眼熟。这与刘备带着20万百姓日行十里逃往江夏别无二致，狼狈吗？狼狈，但天下皆感其诚，这是军事上的失败，但却是政治上的成功。此举极大安抚了东亚亲美政权，就算输，只要效死命，美国也会带着他们一起走，原本动荡的东亚框架瞬间稳定下来，而这一切只需要几台摄像机和一些电视转播而已。
西贡铁拳其实只是一个影响不大的小插曲，当时真正广为传播的场景是美军将航母上的直升机推入大海，给南越逃亡人员腾出空间，航母舰长意识到了这一场景的传播价值，迅速命令舰上水兵把所有摄影摄像器材拿出来，从多个不同角度记录这一场景，甚至把航母上记录飞机降落的军用摄影机都拿了出来，随后把成果交给电视媒体发布，还搭配上了逃上航母的南越军官的感谢信。
美国因越战而损耗的政治合法性，几乎被这一事件彻底补了回来。能够迅速意识到一个场景的视觉传播价值，并动用手头的一切资源进行记录然后提交给媒体，把兵败撤退丧事喜办并收获巨大成功，这还仅仅只是一个航母舰长而非专业媒体公关人员。这就是“镜头感”。
另一方面，美国的事务和政务分离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政客的工作其实是花式营造公众形象，即使是他们从事的比较实际性的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目的是营造公众形象，营造公众形象本身并不能提供政治作用，但可以为事务的处理提供一个安稳的环境，无论事务层面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政务层面都可以让一切看上去很好，但相应的，事务层面如果取得了成功，政务层面可以把它的社会影响成百倍放大。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这种丧事喜办，喜上加喜的能力让美国的政治合法性近乎无懈可击。
美国的政策质量不高，非政治性因素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参与度过高，公众对政策直观感受的权重远远高于政策本身的作用，甚至有大量纯粹表演性的政策，如果说报纸国家高度注重政策的舆论影响，那么电视机国家的政策则直接服务于舆论本身，但是相应的，政策的社会基础极其广泛，另外当政治活动的娱乐化程度较高时，往往会有极高的动员能力。
从内部结构上看，电视机的多信息源同质化并行特征还塑造了美国政权的“承包商化”特质，比如中情局，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等级森严，组织严密，单线联络的情报部门，而是一个大型劳务市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组和承包商，政府发包，项目组们各显神通开始竞标，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勾兑交易，合纵连横无所不在，这也是双刃剑，好处是竞优，坏处是竞劣。从地方到联邦，承包商无处不在。
美国人做事特别喜欢“应景”，就是在特定事件中扮演特定的角色，同时给其他相关方安排角色，并依照角色的定位来推动政治议程。
这是一种摄影棚式的表演行为，表演的重点是逼真，而如何让表演显得逼真，如何让其他人配合自己表演，如何让剧情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但凡不是摄影棚里泡大的国家，是做不到那么熟练的。
美国影视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就形成了高度成熟的特效产业链，当时美国人就已经很熟悉如何在摄影棚里布景做局以假乱真了，在好莱坞影视工业和高度发达的视觉传媒经年累月的熏陶下，这一套摄影棚里的行事方法成了美国社会的潜意识，并表现在他们行事风格的方方面面，做事之前先布景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注意，布景并不一定依赖于视觉传媒，它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方法论，比如散布流言诋毁对方就是一种比较粗糙的布景方法，美国人只是非常善于让整个流程真实可信，且总能在特定场景下让自己处于有利位置。
布景有两种方法，一是人工布景，二是局部特写。
人工布景的典型例子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上试管里的洗衣粉，现在我们都知道萨达姆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当时这是一桩悬案，人们就算对美国半信半疑，也不会彻底相信萨达姆的辩白。 局部特写的典型例子就是常风行动，还有麦克阿瑟登陆菲律宾，他的手下陪着他在沙滩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个钟头，就为了拍出一张完美照片。
布景之后要安排角色，角色通常来说有这么几种，英雄，坏蛋，苦主，路人。然后是设置事件，一般来说是这么一个流程，坏人害了苦主，英雄降临消灭了坏人，路人和苦主一起为英雄唱赞歌。一般来说英雄由美国扮演，偶尔也让美国的马仔扮演，坏人由政治议程中的主要障碍扮演，可以是别的国家，可以是二氧化碳，也可以是捏造出来的东西，苦主也一样，可以找人来扮演，也可以借题发挥，实在不行无中生有也行，美国自己偶尔也会客串一下，路人一般由“国际社会”扮演。“国际社会”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弹性的概念，它是个框，里面装多少东西取决于具体需要，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国际社会”指代美国英国，但不论里面装的东西是啥，只要拿“国际社会”这个框一套，就显得人多势众。有时候会出现一人分饰多角的情况。比如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英国是英雄，萨达姆是坏人，“国际社会”是苦主又是路人。
这套操作不仅限于美国对外政策，对内也一样，比如现在，建制派诸公就是英雄，川逆败党就是坏人，“美国人民”就是苦主，“美国社会”就是路人，至于国会山维京人，那属于川逆败党的喽啰，不算“美国人民”范畴。国会山的例行辩经赛更是人人有戏演，人人有词念。场景中的参与方是很难摆脱美国人给自己安排的角色的，因为美国实在是太擅长使用镜头语言和话术方法使每一个角色形象都真实可信了。
为什么美国的敌人总是以“坏人”的面貌出现？甚至在不同的场景下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为什么公众就算对美国人没有好感，但往往也会对美国人的敌人同样没有好感？因为美国人自己就是导演，群众演员看上去什么形象，那就是导演一句话的事。
再次强调，场景驱动政治并不一定需要视觉传媒的参与，它是一种抽象的政治方法，有没有传媒参与都可以使用，发达的传媒只是增幅了它的威力。国内有些人对场景驱动政治是有一定程度的思考的，比如姜文，六子吃粉就是一次典型的场景驱动型政治，小册子做题家六子饰演坏人，胡万饰演主持公道的英雄，粉店老板饰演苦主，武都头和茶馆闲人饰演路人，胡万通过人工布置“六子吃了两碗粉只给了一碗的钱”这么一个场景，依靠场景内各角色的内在惯性，最后逼的六子自杀。就算六子不上当，拔枪暴力破局，“吃两碗粉只给了一碗钱”的流氓无赖形象也依然被坐实了，这就是高水平场景设置能力，选哪条路都是坑。
布景未见得就一定是作假，有时候也可以是把局部放大，东欧剧变就很有点这个意思，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固然是不得人心的，但美国人通过直播柏林墙倒塌还配乐欢乐颂等行为，直接把苏联从“不得人心的东欧统治者”升格为“吃人魔王”，一文钱进去，两文钱出来，这就是局部放大的效果。而苏联这个憨憨每次都积极配合演出，美国人要它演什么，它就主动演什么，还入戏特别深，有时候美国人都想不出新场景了，它还主动制造场景给美国人使用，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美国人设置场景有时候是人工和特写两者并用，真假掺半，比如科索沃战争，巴尔干有残酷的种族仇杀是不是事实？是。但美国人一顿操作，把屎盆子全扣塞族头上了……
内部更是每天都在演戏，我有时候就想，高盛做假账的能力那么强，是不是就是长期配合美国内部各种政治集团布景搭台锻炼出来的能力？毕竟还能有什么场景，比统计数字更逼真呢？
同理，美剧为什么好看？因为这是美国人最擅长的部分，就像印度人的PPT一样。
小册子是最长的一篇，将分为四段：
- 小册子时代的信息传播
- 围绕小册子展开构建的政权特点
- 小册子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
我们在玩诸如《文明》《人类》等历史题材游戏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印刷机”是一个相当强大且重要的科技，它是不同时代的分水岭，中国教育也强调活字印刷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往往对电视机和互联网的重要性感受更为深切，对印刷机的感受并不直观，我们对印刷机的认识处于一种“理性上知道很重要，感受上不知道究竟为什么重要”，因为电视机时代中国才完成近现代国家共同体构建，互联网时代中国才感受到大众传媒对政治的直接塑造，但是印刷机，它究竟重要在哪儿？我们的感受是不深的。
但在欧洲，印刷机给每个欧洲国家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因为印刷机引发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 教改。
小册子时代的正确称呼，其实是印刷机时代。
小册子是第一种大众传媒，在小册子出现之前，世界上只有精英传媒，没有大众传媒，但由于它仍旧处于精英传媒和大众传媒的过渡时期，因此不可避免的包含了大量精英传媒的残余，比如小册子是所有大众传媒中使用门槛最高的一个，没有之一，小册子的精英化程度是大众传媒中最严重的。
小册子出现后，信息的传播开始基于“复制”而不是“创作”，大众首次开始接触到同质化的信息，并基于同质化的信息形成共同体，在小册子出现之前，教士和文人传播信息往往是无法同质化的，同一个教士的两次布道所传递的信息不会绝对完全相同，哪怕措辞一致，语气，情绪，场景都会对信息造成微妙差别，而小册子出现之后，信息传播的一致性首次出现了（尽管这种一致性依然是比较差的），很多事情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小册子是最依赖二道贩子的信息媒介，较高的使用门槛导致小册子虽然已经是一种大众传媒，但它的覆盖面和直达性是最差的，在公众社会的普及依然高度依赖二道贩子的传播，而传播过程中的畸变几乎不可控，马丁路德就对教改引发的战乱痛心疾首，表示他的初衷不是为了战争，他只是布道而已。
小册子时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事，只有思想和流言，因为小册子本身极高的创作、使用门槛导致它无法承担起时事传播的职能，新闻的传播依然依赖口口相传和市井社会，时效性约等于没有，准确性约等于没有，我知道了一件什么事情，是原原本本告诉你还是添油加醋告诉你完全取决于我的良心。
小册子的思想结构是最复杂最深刻的，它是著书立说的乞丐版，它的时效性烂的还不如街头饶舌，因此无法以时效性吸引人，只能以逻辑性或者煽动性吸引人，小册子是大众传媒中唯一一种思想比重高于信息比重的媒介。
小册子是大众传媒中唯一一种没有场景概念的媒介，如果说电视机基于场景展开信息，而报纸需要场景作注脚，那么小册子就跟场景几乎绝缘，这和小册子没有时事职能是相辅相成的。
和小册子一并出现的还有出版审查，大众传媒和出版审查之间的永恒博弈，自小册子始。
小册子没法看合订本，很多小册子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自打脸的情况非常常见，比如马丁路德自己晚年就对《九十五条论纲》深恶痛绝，他认为就是这本破册子让欧洲打成了一锅粥，他一度试图挽回影响，但水已经泼出去了。这和小册子烂到几乎没有的时效性有密切关系，不能因时而动导致前后矛盾是一种常见现象，这和另一个对时效性不敏感的媒介——互联网有相通之处。
小册子时代是大众传媒的政治性压倒社会性的一个时代，小册子也是纯粹的，毫无娱乐的，形而上的政治活动维持存在的最后一个时代，从报纸时代开始，政治活动开始逐渐被社会活动压倒，电视机时代纯粹的政治活动彻底消亡，互联网时代甚至连政治都快没了。
小册子在信息传播结构上非常去中心化，以去中心化程度而言它仅次于互联网，小册子有个特点是只要有思想则人人可写可印可传播，报纸的时事职能导致它必须长期刊行，固定地点作业，容易被顺藤摸瓜，因此地下化运转非常困难，在和出版审查博弈时处于劣势，但小册子只要集中印刷一批然后散发出去就可以提桶跑路，出版审查很难对付小册子，比如《革命军》就可以在清国大行其道，但《解放日报》难以在白区发行，所以各种地下小册子经久不衰。
小册子作者互相打嘴仗的情况很常见。所以小册子也是除了互联网外另一个有信息结块的媒介，比如新教诸侯和罗马教廷就高强度自说自话。
在讨论小册子政权的组织特点前，我想先谈一个问题：异端是如何产生的？
异端的实质，其实是对经文的另类解读方式，异端往往并不反对教义，反对的是教廷的释经，异端通常认为自己的解读才是正确的，其他人（包括教廷和其它异端）都是错的。
教权时代的特征是正统教权通过把持传播途径以维持正统地位，但只要传播途径下放，经书下沉，就会因为对经书花样百出的解读而导致异端丛生，由此教权就会变得无法维持，但异端本身无法形成新的教权，因为人人都是异端且无限可分，就像马丁路德教改之后，路德宗只是成为了新教诸流派之一，并没有形成新的教权，路德宗要是说自己是正统，且不说罗马教廷，反正加尔文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而传播途径下放，经书下沉这一关节在于媒介的变化。这就是小册子时代的由来，由于印刷机的出现，传播途径第一次下放至公众社会，经书开始在社会上部分落地，马丁路德满地都是，教权衰亡。
于是我们得出了小册子政权的第一个组织特点，它源于正统的衰亡，起立于异端丛生的时代，在旧教权衰亡，新教权无法形成的环境下，只能寻找教权之外的组织方式，这是小册子政权的第一个特征——非教权化。所谓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说的就是异端丛生的思想状态。为什么天天喊“统一思想”？因为缺啥喊啥。
小册子政权在没有教权的环境下进行组织，找到的方法就是教团化，教团和教权是有巨大区别的，维系教权的是共同信念，而维系教团的通常不是共同信念，而是钢铁纪律，教团有点像线列步兵，士兵的个人小心思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鼓点齐步进军，按照号令举枪齐射，此所谓“民主集中制”，士兵满腹牢骚无所谓，只要射击动作姿势标准即可。跟着总路线一起摇摆说明纪律严明，在小册子政权中属于正面形象，这是令行禁止的表现。
小册子政权通常极端重视政治规矩，对破坏规矩有极其酷烈的惩罚，毕竟线列步兵就得靠鞭打。
比如河野太郎在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之前，严格按照次序拜会了麻生太郎、安倍、森喜朗，得到了麻生的大力支持，安倍的点头和森喜朗的默认后才正式参选，这就是极重政治规矩的表现，战后日本对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视，很大程度上就是之前被下克上搞怕了。这就是小册子政权的第二个典型特征——纪律为纲。
而纪律必然依托于指挥链才能有效实施，士官鞭打士兵，军官又鞭打士官，将军鞭打军官，元帅鞭打将军，也就是说，指挥链必然围绕官僚体系运转，于是小册子政权的第三个特征出现了——强科层制。
其它政权组织形式也有科层制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伦理，小册子政权的科层制是一种伦理，越级上报在其它政权组织形式中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在电视机政权中甚至是受到鼓励的，但在小册子政权中，越级上报是一种政治乱伦。
小册子是一种文字-口头二元结构的传播媒介，通常是教士之间互传小册子，然后教士再去民间布道，这就导致小册子虽然实现了信息的下放，但这种下放依然是不充分，不彻底的，信息距离前沿的最后一公里依然没有打通，只能靠教士的嘴，而教士能否准确传达会议精神、能否有效组织学习文件则直接决定了政策的质量，因此教士的品质就成了政权的生命线。
这就带来了第四个特征——官僚队伍精英化，小册子政权是精英官僚比重最高，雇佣合同工比重最小的政权。为啥天天喊“群众路线”？因为缺啥喊啥。
小册子政权抵达信息前沿的能力是所有现代化政权中最差的（但依然高于所有前现代政权），距离信息前沿越近则动员能力越强，就像无线电政权德三，720事件中小胡子给后备军长官的电话里第一句话是“你能听出来我是谁吗？”就能让他迅速听命于小黄，因为无线电打通了政权抵达前沿的最后一公里。
小册子政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要么彻底躺平，比如日本，要么在平时就维持一定的准动员状态，好处是承压能力强，坏处是维持成本高，且越来越高。这便是小册子政权的第五个特征——低成本则无动员，高成本则强动员。
教士不是光传达教义的，还肩负着信息反馈的职能，比如《九十五条论纲》出台背景是社会对赎罪券怨声载道，《论纲》就是对这些社会意见的一种反馈，因此教士通常能以信息反馈参与到决策形成过程中，这也导致小册子政权必然是集体决策，不像无线电和电视机可以乾纲独断。
这和重视政治规矩并不矛盾，因为集体决策本身就是政治规矩的一部分，越级上报固然不可接受，搞一言堂也同样人嫌鬼憎，善于协调多方关系才是高端玩家，这就是小册子政权的第六个特征 —— 事实代议制民主。
但由教士进行反馈，再集体决策，然后传达指示执行，这个过程非常笨重，导致小册子政权的决策质量不一定差，但时效性很烂，基本没有时敏需求这个概念。关节就卡在教士反馈这个层级，而要加快这个层级，唯一办法是让事情严重到不可忽视的地步。一些事情不是天怒人怨了基本没人管，但只要管了，就能管通透，人人盼铁拳，人人怕铁拳就是这么来的。第七个特征——按闹分配。
中国历史上其实也经历过教改，而且经历的很早，但这个周期非常长，争斗相对平和，以至于中国社会对教改的感受不深。
教改是现代性的起源，而这种起源源自于印刷机和小册子带来的经书下放，经书下放产生了花式解读，从而异端丛生，那么中国的异端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明朝。
明之前，程朱理学是统治性的官方意识形态，朱熹本人是被称为“圣人”的，把三代之治和孔孟之外称为圣人，这在汉朝之后非常罕见，程朱理学在明朝之前具有统治性地位。但另一方面，程朱理学又只是流传在“教廷”即核心知识分子群体中，别说民间，官方都不怎么遵守，朱熹出现之前，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比如武则天就先后嫁给皇帝父子二人，自己还能当皇帝，宋真宗的皇后刘娥还是二婚，真宗死后自己还摄政，北边的辽国更是烂裤裆大国，萧太后自己就烂裤裆，赵光义也特别喜欢找小周后下象棋，全民烂裤裆是标准的前现代特征。
到了明朝，活字印刷开始普及，科举兴旺，经书开始下沉，大量底层知识分子出现，于是异端产生，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典型的异端教派。
小册子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信息传递最前沿为底层知识分子，在中国是说书人、游方郎中、道士、教书先生，在欧洲就是马丁路德这类教士，这类人起于民间，但是识文断字，他们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经学训练，不容易被现有释经成果框套进去（马丁路德接受过训练，但他不信），又因为印刷机的出现导致可以接触到经书，于是花式解读出现了。
王阳明也有点像马丁路德，他接受过正统的经学训练但是他不信，他自己解经，于是搞出了心学，心学进一步传播后陷入历史上所有异端教派的宿命——分裂，于是大量异端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籍和戒律一起在社会上下放，最典型的就是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是人籍和戒律一起下放这一现代性关键特征的典型案例，“神州六亿尽尧舜”是典型的泰州学派思想，泰州学派强调“圣人和途人一”“满街都是圣人”，这话是两层意思，一是所有人都是圣人（人籍下放），二是既然都是圣人，就得按圣人的标准做事（戒律下放）。
泰州学派的传播特点具有鲜明的小册子特征，整个学派处于文字和口头的二元结构，创始人王艮本人是煮盐的匠户出身，非常贫寒，所以他布道时不搞雕龙画栋骈四文六的复杂语言，而是说大白话，且基本不搞文字，重视口头解读，使“愚夫愚妇”都能听明白，他收徒也不分男女高下，上至公卿下至屁民人人都可以学，他的语录著述被他的学生记载下来，编汇成《王心斋先生遗集》这么一本小册子，然后印刷发放。
王艮这人就是典型的民间教士，他没有接受过正统的经院教育，而是先师从王阳明学经，然后基于廉价的印刷版经书自己解经，自己布道，又终成一家之言，据说他把《大学》《论语》《孝经》这些经书放在袖子中，不懂的地方逢人便问，另一方面他善于经商赚了不少钱，但日子过的很简朴，穿布衣，爱好就是出门讲经，会经商但过苦日子还喜欢搞演进，这也很有清教徒色彩。像他这样的人在明朝有很多，心学就分很多流派，比如大明王朝1566里的赵贞吉，历史上赵贞吉没那么黑，他试图拜王阳明为师，结果被爹妈挡下来了，只好自学心学，然后成了心学大家，再比如徐阶，徐阶也是心学江右学派的大家。
明朝后期异端思想满地都是，东林党、复社、工商皆本、非君思想、实学甚至还有徐光启宋应星朱载堉徐霞客这种自然科学流派，这些东西细究起来都是对理学的异端。中国发生了教改，但没有产生欧洲式宗教战争，因为不同教派通过科举进入体制，以官场争斗的方式决出胜负，教派冲突是明朝党争的一条暗线，其激烈程度和欧洲新教诸侯与帝国和教廷的战争也不遑多让，但问题在于，教改中的欧洲顶住了奥斯曼，但明朝没能顶住满洲。
清国以屠刀毁灭了所有异端教派，但印刷机导致的人籍和戒律下放这一成果却保留了下来，清国发布《逃人法》事实上废除奴隶制就是人籍下放的成果，而清国遍地开花的贞洁牌坊和披麻戴孝行为从士林普及到民间，则是戒律下放的例证，戒律下放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雍正，民间流言对他不守戒律的质疑逼的他只能写《大义觉迷录》剖腹证粉，另外满清虽然保留妓院，但文化扫黄非常严厉，教坊司也没了，只剩下私娼，文字狱期间禁绝的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春宫图和黄色小册子，康熙还曾经下令不准缠足，宋明式官能小说基本被禁绝，《金瓶梅》只能靠传抄暗地流行，类似“ 后戴花冠，两足穿红袜，袜仅至半胫耳。裸身凭五侍女，两人承腋，两人承股，一人拥背后，身在空际。太宗以身当后。后闭目转头，以手拒太宗颊” 这种赵光义和小周后下象棋的明朝粉图再也没有了。
现代性在中国的普及被清国打断之后，在清末伴随着白莲、天国、洪门、革命党等异端教派会道门，《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的流行才再度开启，直到巴黎和会山东被夺如同赎罪券引爆欧洲一样引爆了中国，这才补上了教改的最后一块拼图，于是中国教改新文化运动才正式产生。
所以说，中国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小册子国家。
小册子政权不具备报纸时代之后的舆论治理能力，报纸时代小册子还可以靠文字表达能力争一手话语权，那么无线电之后小册子政权在话语权问题上则只剩下全方位溃败，被定义，被定价，被定性是小册子政权在报纸时代之后的宿命，它永远无法去定义，去定价，去定性。缺乏时敏需求这个概念也导致小册子政权在报纸时代之后长期处于低合法性困境中，小册子政权对时效性的迟钝导致它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见得差，但观感一定不好，因为就算妥善解决了，民愤最激烈的时候也已经过去了，治理——合法性之间的转化效率非常糟糕。
小册子政权的信息到达极限是基层官僚，信息越靠近前沿，则理论动员能力越强，因为无法打通最后一公里，小册子政权必须在平时就维持一定的准动员状态以应对不时之需，而动员必有代价，政治活动高成本运行成为一种常态。
但是为什么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存在呢？很简单，有钱。
当我们说一个政权“能办事”“会治理”“有组织”时，这些特质实际上都指向一个共同点——财政能力。一个规模以上的人类组织能够维持运转必然基于财务，信念有没有？或许有一点，但绝不是主要因素，没有任何成规模的人类组织能够仅凭理想信念就维持运转，三五人的小团体或许可以用爱发电，十人八人自发联合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成千上万人？请用钱说话。因为人是要吃饭的。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小册子国家都在东亚，这两个国家最大的特点是财政能力非常强大，在政权组织形式高度前现代的同时，税制却极度现代化，甚至可以说已经具有近未来的特征了。
充盈而庞大的财富让这两个小册子国家以高效的落后在一众低效的先进中屹立不倒，当大多数国家还在为十多亿美元的支出头疼脑热时，这两个政权却能动辄以万亿计的主权投资摆平各种麻烦，嚼碎山川，痛饮海洋。
翻开革命史，金融斗争是革命中一条常被忽略的关键主线，一个组织能够几十年不断进行战争并越滚越大，这本身就是财力的最好证明。历史记录中建国先贤们灰头土脸破衣烂衫的形象，常让我们忽略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以能够支配的财富而言，他们是当时全国最富有的人群之一，只是他们把所有财富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吃穿上能省则省，所以才显得破衣烂衫。
他们很早就意识到间接税和铸币税才是未来，在世界主要列强还在坚持金本位时，他们就尝试着基于实物抵押，依托乘数效应发行信用货币了，长期的战争让财政极度饥渴，敌对势力的封锁让传统财政手段难以为继，为了维持局面，对财政制度的前沿探索成了一条生命线，分散各地的根据地用各种办法发行自己的货币，建立银行，改进税制，开办企业，搜集贵金属，甚至研究出了以伪币做准备金发行本币这种从敌人头上吸血的诡异操作，还搞出了跨地区跨币种互相抵押担保这种凭空创造信用，让敌人的封锁为货币信用背书的金融巫术，甚至还有用自己开办的企业出产的香烟作为通货，把敌对货币挤出流通市场，以至于敌军发军饷都用自产香烟。把铸币税收到敌人的军费头上，这真是全天下独一份。在一个半殖半封社会里能够意识到流通而非储备才是经济的实质，这已经不是先进而是科幻了。自古以来，圣殿骑士团都是开银行的，天天嚷嚷资本家坏坏，做起账来比猴还精。
隔壁的日本也差不多，在经济活动范围长期受到美国严格限制，甚至汽车产业被美国逼迫搞配额出口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日本人强行螺蛳壳里做道场，搞出负债GDP2.5倍但市场信用极端良好且财政稳健，货币没法被做空的诡异局面，和二战期间日本财政总破产形成天壤之别，经历二战之后，日本这个国家算是彻底活明白了。意识到汇通天下货通天下是世界权力的根本，这是东亚最大的政治资产。
扶桑现在还是门阀幕府，震旦还是骑士教团，前者以血缘师承联络，后者靠军事纪律维持，不要觉得这种组织很炫酷，这是游戏玩多了，教团和幕府是非常陈旧的组织方法，是旧时代技术水平不够情况下的无奈之选，教团为什么搞小册子？因为教团最初成立于租界区企图走报纸路线，完全是士林化的，但是被士林集体不待见，被橄榄，于是只能撤进农村搞小册子，因为落草为寇还差点被内部报纸派绝罚。
其实从信息到达性来看，报纸是远强于小册子的，但当时中国有个情况是识字率太低，报纸优势无法发挥，小册子的口传心授反而在这种低识字率下有优势，于是小册子抵达信息前沿的能力反超报纸，政权下了乡，动员能力跨越时代，于是逐鹿成功。
另一方面，庞大的财政能力掩盖了组织形式的落后，遇事只会拿钱碾过去，聚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以至于陷入明明提供了大量治理，社会观感却越来越坏，越治越难看的怪圈。小册子口传心授的特征保持至今，文件不看条款看思想，开会不看议程看氛围，讲话不看措辞看精神，人员不看职能看觉悟，结果就是大量政治活动处于模糊态，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刑不可知威不可测，伴政如伴虎。
为什么总有人把经念歪？因为小册子本身就是异端丛生的产物，不把经念歪才是咄咄怪事。
首先必须先弄清楚一点：政策是如何产生的？
世界上所有政策，不论由什么政体做出，都是先由反馈层采集信息并把信息上报至决策层，决策层制定决策后下放至执行层实施，反馈-决策-执行，这是一切政策产生的基本模式。
小册子政权诞生于印刷机，其信息抵达极限是底层知识分子，这里的底层指的是位于知识分子体系的末梢，而不一定指这个人很穷，这一群体在历史上有多种面貌：民间神父、说书人、草根僧侣、敌后武工队、军转干部、选区议员、社区话事人。这就导致小册子政权采集信息并反馈至决策层的职能主要由这一“基层教士”群体负担。
不是说一个政权的全部信息都来自于这一群体，毕竟哪国还没个厂卫？领导也看报纸的。而是说这一群体的信息反馈在整个政权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中占据了最大份额，以整体而言，其话语权最大，注意整体二字，一两个村干部发牢骚不会有人在意，但是当一大堆村干部都在发相同的牢骚时，则声闻于天。
但这里出了个问题，政策还需要执行层去实施，而执行层恰恰也是这些基层教士，也就是说，执行层和反馈层合一了。这是小册子政权的独有现象，在其它形式政权中，基层教士虽然也是信息反馈来源之一，但不占主导因素，报纸编辑，领袖意志，电视导播往往占据主要份额，执行层和反馈层是分离的。
执行层和反馈层的合一导致了一个问题，执行层永远是倾向于少执行的，而要尽量少执行就要尽量少反馈，所以基层教士们往往是在事情办不下去的情况下才会去反馈，而事情办不下去只会是两种情况，要么社会影响极端恶劣，要么积重难返只能求援，决策层收到的信息永远是一个又一个烂摊子，而要给烂摊子擦屁股，必须花大价钱，政治议程高成本运行就是这么来的，时效性差到几乎没有也是这么来的，可称之为反馈惰性。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欣赏微服私访，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被视为一种重大优点？因为这实际上是让决策层去客串反馈层的角色，实现了反馈层和执行层的分离，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相当于把小册子政权最坑爹的地方避开了，所以备受欢迎。基层教士主动寻找问题去反馈以推动执行的情况有没有？有，焦裕禄就是，但他是圣人，世界主要由俗人构成，请尊重现实。另一方面，一两个圣人的反馈无法形成整体话语，我再次强调，基层教士的话语权只有以整体面貌出现时才能撼天动地，个体基层教士是没多少声音的。
另一方面，统一的思想权威在印刷机出现，经书下沉之后就不复存在了（无线电是例外），同一本经书可以有一万种解法，人人都是异端，因而小册子政权必然以组织权威而非思想权威进行维系，当我们说一个人丧失理想信念时，指的不是丧失理想信念，而是让你稍息你竟敢立正！组织权威有多种形式，在扶桑是师承血统，在震旦是钢铁纪律，在组织权威环境下执行层要想上位，最快捷办法就是战功。
扶桑以血统师承为上，结构更僵化，且有年功序列体系，血统还具有排他性，因此战功不好使，只能独走或者熬资历，震旦以纪律为上，就算有血统师承加持，战功不足就算上位了也会边缘化，“镀金”“下放”实际上就是获取战功的方法，哪怕你有登天梯，也得会梯云纵，这也是教团成员精英化，获取战功的最佳手段就是坚决执行乃至超额执行，于是层层加码出现了，典型如当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六本账问题，秦汉的军功爵以一种独特方式维持到了当代。可称之为执行过敏。
反馈惰性和执行过敏以一种看似截然相反实则相辅相成的形式交织，办事能力忽高忽低的叠加态由此形成，民愤极大的事情不见动静，上面一声令下下面鸡飞狗跳，这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实质。这种结构实际上极其适合战争或者准战争，比如改开后的全国招商引资就是一种准战争，上面不下令时，下面坚守阵地，遇到情况也尽可能少反馈并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行解决，上面下令了，下面冲锋陷阵，保证完成任务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外商的超国民待遇就是这么来的。
小册子以外的其它传播媒介的出现，实际上导致了新的反馈源形成，决策层也看报纸听广播泡电视上网，于是这些新媒介影响到了整个政治秩序。这种影响主要是三方面：
首先，新的反馈源进入决策层后，一些还没有被拖到办不下去的事情被知晓了，这样原有的反馈源就要被问责。
另一方面，基层教士以信息反馈事实上参与了决策形成，这是一种民主权利，新的反馈源侵蚀了这种权利，形成了事实上的越级上报，而纪律维系的教团中科层制是一种伦理，新反馈源的存在导致了常态化的政治乱伦，从而威胁了政治规矩，进而威胁了纪律。
最后，新反馈源对信息的反馈未必真实，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局部放大属于常态，很多实情事出有因，当事人有苦衷，问题盘根错节，媒体可不管这些，怎么噱头怎么来，决策层根据这些荒腔走板的信息制定的政策对执行层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
于是，对新媒介的排斥作为一种内在政治张力就此形成，封堵打压一切新媒介从政治共识转变成了一项长期实施的基本国策，每一种新媒介刚一出现，封堵成了条件反射，舆论阵地就此沦亡。
上一节我们说了小册子政权的决策形成的几个主要特点：事情办不下去才发生信息反馈；最大的信息源是底层知识分子群体；决策层总是在问题之间疲于奔命。
但是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公信力却反而有所上升，即使还达不到伟光正的地步，但是相比较电视机时代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局面却已是云壤之别。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小册子政权的决策模式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特点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契合，小册子政权的行事方法在互联网时代成了至少不算太坏的风格。
让我们来一条一条看。
首先是事情办不下去了才反馈，这意味着小册子政权的时效性极差，差劲的时效性是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小册子政权的重大政治合法性失血点，很多已经被报纸电台电视报道渲染过民愤极大的问题，决策总是姗姗来迟，事情就算解决了也令人反感。
但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时效性失效了。大众传媒的时效性在无线电时代理论上就已经达到极限，但真正在应用中达到极限的是电视机（现场直播），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社会议题的核心永远是时事。但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趣缘取代时缘成为第一缘，一件事情受关注是因为有趣而非新鲜，比如B站最近比较热的两件事，刘华强买瓜，拜登脱出，一个是十多年前老电视剧里的桥段，一个是最近的新闻，前者显然不是因为时效性才受到关注的，后者的关注度显然也高于同一时期的其它新闻，二者唯一的共同点是“有趣”。在互联网时代前，说一个东西陈旧是恶毒的，因为这等同于死刑原判，但互联网时代说一个东西陈旧并无杀伤力，老活新整也是本事。
换言之，小册子政权决策时效性差的最大缺陷被结构性回避了，为什么互联网时代会有“下大棋”这种说法？因为时效性失效之后，公众发现小册子政权的决策质量并不坏，一些事情虽然拖延但总能解决，典型如拆迁问题，拆迁早年是公愤问题，后来转为银弹开路后变成了算账问题，以至于有居民楼倒塌后当事人笑逐颜开的情况，我参加农村工作时，曾遇到过有人因为拆迁只拆邻居不拆他家而闹上门来的事情。
其次是底层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最大反馈源，这意味着小册子政权的核心信息源是群体性的，去人格化的。
信息有人格化和非人格化之分，什么是非人格化？比如你经常读鲁迅的文章，然后再给你一篇他的文章，即使不署名你也能看出是他写的，这就是信息的人格化，所谓报纸有立场，节目有偏向，指的就是信息人格化。鲁路修问过迪托哈特，你不怕你的节目有失客观吗？迪托哈特回答的极坦然，没有不带主观的节目，迪托哈特是个节目制作人，这就是典型的电视机思维。
群体信息是没有人格的，个体才有人格，群体是人格叠加反而没有人格，人为因素永远是最大的信息失真点，信息的群体来源意味着视角和立场多元化，反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客观，这导致去人格化信息即使不是事实，也最接近事实，这也是小册子政权决策质量不差的原因，它获取的信息虽然滞后，但相对准确。
能形成政治议程的信息永远是宏观信息，宏观互联网信息必由巨量信息源构成，同样是群体反馈，同样是去人格化，这与底层知识分子群体反馈源非常契合，两者的过渡非常平滑，这也是为什么小册子政权对大数据极端狂热的原因，基层干部反馈其实就是一种土法大数据，碎片拼凑的信息总好过一面之词，笔削春秋已死。
就像东北限电下大棋央视辟谣事件，在获取民众支持和掌握真相解释权之间选择了后者，这在互联网环境下是非常务实的选择，因为趣缘环境下，民众的支持永远是短暂的，但真相的定义权则是无价的。中国社会已经形成遇大事等官方发声的氛围，当我们都在等待官方发声时，事实上就已经把仲裁权交给了官方，这才是大棋。
最后是在问题之间疲于奔命，小册子政权由于无力治理舆论而导致设置议题能力极烂，因此无法主动推动议程，只能被动应变打地鼠，而互联网时代由于趣缘成为第一缘，导致政治议程随机化，再也没人能够主动设置议程了，所有人都得打地鼠，互联网把全世界拉进打地鼠的状态，然后小册子政权用自己丰富的打地鼠经验打败了它们很多以往时代赢麻了的政权在互联网环境下手足无措，他们没法适应一个自己设置场景没人看，设置议程没人聊的时代，看着满地地鼠一脸茫然，比如英国前首相梅吃薯条手法不正宗事件，彭佩奥给武汉扣屎盆子结果大家不关注都去看一六事变，这都是妄图在互联网环境下照老办法做事导致的丑态，美国最近才开始笨手笨脚学着搞删帖封号禁IP等操作，但是打压互联网舆论又与灯塔形象相悖，于是又造成了一波合法性失血，而小册子政权本身就低合法性，这么做反而让人习以为常，你有低人权优势，我有低合法性优势，我蛮夷也。
并不是小册子主动形成了这种适应性，没人有这个本事，而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与小册子时代有契合之处，都是神圣消亡异端丛生渠道下沉的时代，小册子歪打正着吃到了一波时代红利。所以说不光要看个人的奋斗，也要看历史的进程，有时候什么都不做也比肆意染指自己并不理解的力量要好。小册子政权对互联网时代良好的适应性，是小册子和互联网在传播结构上的相似性导致的，但相似毕竟不是相同，小册子只是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止损，远谈不上成功，因为小册子政权并不是真正的互联网政权。
以时效性为例，小册子没有时效性，互联网的时效性依然存在，它只是被忽略了，并不是不存在，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类似的差异还有很多，这无数差异累积之后，会让小册子政权和互联网政权的政治组织形式有云泥之别，届时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将变得无足轻重。
目前东亚最大的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极其不明智，甚至可以说极其疯狂的倾向性—— 由于感受到了互联网时代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止损，而产生了企图“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意愿，这是一种认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危险举动，其疯狂程度仅次于美国以电视机时代的玩法摆弄互联网，招致严重后果是大概率事件。
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观感的改善，除了自身在此前时代被忽略的优点被重新发现外，主要是源于主要政治竞争对手的观感同步衰落造成的，互联网解构了一切神圣性，这导致此前时代越成功的政权，在互联网时代越丑陋，那些此前时代很成功的政权从楼顶摔进了泥坑，他们惊慌失措，挣扎着不让自己的漂亮衣裳沾上泥巴，而早就习惯了泥坑生活的小册子从冒泡的泥浆里探出头来“来啦？几位。”
这是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良好观感的根本原因，是一种在低合法性环境下游刃有余的适应性，并不是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自动变的伟光正了，小册子在泥坑里待久了以至于对泥坑都习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足的悲哀，因为人不应该待在泥坑里。
永远不要轻视观感，生产力越发展，物质成本越走低，观感成本所占比重越高，宣发成本高于生产成本属于常态，低合法性政权习惯了高成本运行并不代表高成本运行是好事，高合法性政权做事情是不需要向社会解释的，雷霆雨露俱为天恩是高合法性政权的行事特点。请问小罗斯福推出蓝鹰计划需要向产业界解释吗？需要为了蓝鹰计划付出社会控制成本吗？请问鲜花战争中的德军在欢呼和亲吻中进驻维也纳时需要维持治安或者发放物资吗？美国用炸弹传播民主绝不是一个笑话，宁可死在美国人炸弹下做一个民主鬼的时代过去了也才十年不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经历过的，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可耻的。什么是高合法性政权？我炸你都让你心甘情愿。这还是可见的物质成本，宝贵的无形资产又要如何计算？
为什么小册子政权以银弹开路？因为除了钱之外，它没有任何说服别人的办法，它没有任何无形的政治筹码，它没有任何政权结构之外的政治感召力，只有花钱才能办事，惠就是这么来的。不要以为这种事情是现在才有的，“收听敌台”这个罪名在60年代就有了，如果真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话，为什么那么害怕邓丽君唱歌呢？为什么吃了两颗南洋华侨带来的玻璃纸装的水果糖会作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被批判呢？你否定娱乐是一项基本人权，人们就会拿你做娱乐对象。
目前还没有任何真正的互联网政权，互联网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首先是一种变数，然后才是一种负担，远远谈不上是一种资源，川普摸到了一些窍门，基于信息结块实现政治共识的自组织，俄罗斯则是找到了以解构而非建构获取政治优势的路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倒很像是真正围绕互联网构建的政治力量，但它要如何与意大利现有政治框架互动还有待观察，其他国家要么摔进泥坑奋力挣扎，要么假装自己没有摔进泥坑，要么在泥坑里待惯了。
小册子政权与互联网的亲和源于被动，由于此前被报纸、无线电、电视机三个时代轮番毒打，导致建完墙就不做太多干涉了，互联网对于当代人类而言其未知部分远多于已知，人在面临未知时表现出的无能总是惊人的，消极的无能在互联网时代不是一件坏事，特别是当其他人表现出积极的无能时，做的最少就是错的最少。
但是企图在互联网这么一个大解构时代去“引导价值观”显然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教权衰亡的时代企图重塑教权，在异端丛生的时代企图消灭异端，在神圣腐朽的时代企图构建神圣，寻死之途，莫快于此。
互联网时代，趣缘是第一缘，企图“引导价值观”的行为天然便是与趣缘作对，不仅注定毫无意义，非常容易导致原本碎片化的互联网群体基于趣缘的一致性而形成针对自己的组织性力量，想想看蔡徐坤发律师函之后发生了什么就清楚了。
印刷机出现后统一思想就已经死亡，无线电时代复辟，电视机时代再度瓦解，互联网填上了最后一铲土。在异端丛生的时代企图统一思想，结果就是原本互有分歧的异端联合起来对付你，和联合起来的异端对抗，赢也是输，输更是输，教团戒律应该局限于教团内部，不应扩大化，不应逼人苦修，斋戒是自修自证而非普渡众生，把戒律无休止扩大化到一切社会事务上是一种泛清真化，泛清真化除了激起众怒外，就是让清真本身失去意义。
互联网是一个无序时代，无序时代谋求局部有序是可能的，谋求全局有序则是疯狂的，用力越猛反噬越凶，以美国之力尚且皮崩肉烂，自己才吃几碗饭，心里务必要有点数。
互联网时代的核心政治命题，是如何在去权威，去中心化环境下实现有效政治动员。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动员在社会心理层面永远是“振臂一呼，群起响应”这一基本模式的复杂化和放大化（各种组织方法，人员梯队属于组织层面，这里先谈社会心理层面），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新的权威无法形成，就算形成也会很快被解构为亚文化，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会被困在信息结块内变成小圈子自嗨，无法向全社会覆盖，“争取人心”在互联网时代不再奏效，因为“人心”本身已经碎片化了，统一的社会意识已经消亡，因此，在这种熵极大化的环境下，新的动员方式就成了当务之急。
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建制派曾自以为掌握了这一能力，他们基于电视机时代的经验研究出了场景动员这一方法，通过大量分散的信息源在社交媒体上给出碎片化的信息，在动员对象的认知中拼凑出一副场景，利用场景内在的戏剧张力发起社会动员，以达到政治目的。
这一套手法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效果，比如这个世纪初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颜革中通过推特拼凑而成的场景大致是这么一个模式：昏庸的暴君，愤怒的人群，热闹的现场，受难的羔羊，抗争的符号，犹豫的军警。暴君是用来打倒的对象，人群是暗示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场的热闹提供了“法不责众”的心理预期，羔羊激起同情和愤怒，符号用来塑造共同体，军警的犹豫则打消了疑虑。不论你是急公好义的勇士，还是投机取巧的奸佞，或者只是想乘机捞一把的流氓，亦或是心有不平的懦夫，都能从中找到你想要的部分，十个人里有一个人上街就是胜利，然后用镜头把局部放大，制造出十个人里有九个人上街的假象，久而久之人群被带动起来之后，就真的有九个人上街了。
但说白了，这还是电视机时代的玩法，通过控制摄影棚中的变量让剧情向预想方向发展那一套，还是在玩镜头语言。 这就是我说的政权运行内在逻辑不因使用的媒介而改变，一个电视机政权，在互联网上做事都是一股子摄影棚味，它永远没有光纤的气质。同理，八股文是什么？是小册子的行文方式为了适应报纸排版而产生出来的变种。
摄影棚环境最怕什么？穿帮，乱入。控制变量的实验环境内最怕的就是引入新变量，而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到处都是新变量，穿帮和乱入无处不在。俄国人意识到并运用了这一点，例如白头盔事件。白头盔本身是一场电视机时代的完美典范，演员入戏，镜头到位，台本精美，又是新闻播报又是纪录片又是电影，这要是电视机时代那就是一套卡璐璐和妮梵娜合作打无限连段把对面连到死的组合拳。
问题是时代变了。
俄国人甚至都没有废太大力气，他们把那些群演找来，特别是那个标志性的小男孩和他爸，甚至还把几个在美国镜头里的“死人”找了出来，搞个新闻发布会，在互联网上一传完事。于是穿帮生而场景死。这下阿萨德是不是暴君已经没人关心了，大家只知道白头盔是一群骗子。美国人花大钱搞出来的白头盔，被俄国人几段半搞笑的花边新闻活撕了，当初对白头盔的宣发投入越用力，反噬就越狠，效费比近乎以亿计。
电视机政权对精致画面的追求在互联网时代是一种负资产，电子包浆才是互联网的醍醐味，表情包就得低清，高清表情包一看就知道没人爱用。
类似的例子还有奇幻熊挖美国人嗑药数据，纳瓦利内反向颜革钓鱼执法，白俄卢老爹转危为安。俄国强就强在总能让它的对手显得像个十足的白痴，瓦解对方社会基础，破拆对方政治合法性，以至于让事情本身都变的无关紧要。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方式，粉饰自我有害无益，造梗解构对面才是一切，战争失败政治出丑经济崩溃都不重要，重点是让大家知道对面是个傻逼。这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跟媒介无关，RT是一个电视台，但这不妨碍它以互联网方式在西方国家高强度泼粪。
另一个例子是懂王，懂王造模因的本事不用多说，炸鸡可乐小红帽，MAGA建墙红领巾，人们支持他是因为他太好玩了，政治？政什么治？你爱政治你去国会山找那些死人脸去，别打扰我看川宝整活。川普知道，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权威了，只有亚文化，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做亚文化中最大的一个呢？推特就是他塑造亚文化的渠道，严肃政论家总把推特治国当笑话，他们当年也是这么看炉边谈话和延安小册子的。你说他是个小丑？是小丑就对了，扑克牌里最强的牌不是国王不是王后，是小丑。
睡王身上没有任何可玩的梗，他的几个梗：睡觉、小女孩、老年痴呆都是川普发给他的，他自己造不出梗来，他能上台完全是因为民主党敢于搞武斗，民主党最大的优点是真敢武斗，但这意味着高成本，时间久了难以维持。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实现了最彻底的去中心化，完全基于互联网模因维持自身存在，如果说俄联邦和懂王身上还有因人成事的残余，那五星运动党已经彻底摆脱了这一点，你可以说它就是个组织化的懂王，完全基于一套网络制度设计展开运行，在意大利，你不一定知道贝佩是谁，但你肯定知道五星运动。 它直接让欧洲的基本政治格局都变了，上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叫墨索里尼。
把这段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的记者，零成本毁灭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国家元首的所有社会声誉，连带着撕烂了拜登发起的一切政治议程的严肃性。连英美特殊关系现在都带有了厕所的气质。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也没人在乎，现状是，不论拜登今后做什么，哪怕拜登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了，取得了罗斯福二战，肯尼迪登月，里根冷战式的成就，但是只要人们提起拜登来，第一反应就是，他窜稀。
他的一切事业成就，一切社会地位，一切政治权威，一切公众形象，最后都被窜稀这个模因压倒性的覆盖了，他以后出现在公众场合，不论发表什么政治演说，表达什么政治观点，摆出什么政治姿态，大家都不会在乎，只会在乎一件事，他窜稀。
最要命的是这种事情还没法解释，没法澄清，他总不可能说自己没窜吧。那只会越描越黑，无论他是否做出回应，无论他做出什么回应，大家都会认为，他窜稀。
本来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把不住门挺正常，他要是个普通老头也没人会在乎，结果两件事参与了进来，一.当着英国首相和一堆记者的面，二.他是美国总统。好了，完美的模因形成了，美国总统在英国首相面前当众脱粪，这回连发出很大的声音都掩盖不过去了，大家只会记得一点，他窜稀。
美国国家力量在外交场合的威力已经大打折扣了，没有谁会敬畏一个窜稀老头领导的国家，毕竟在会见英国首相时，他窜稀。
拜拉稀恩、稀拉里、在这里脱出的话总统生涯就结束了……一夜之间各种梗满天飞，连带着鲍中堂都跟着吃哑巴亏。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不论你喜不喜欢它，它都已经来临了。
政治是人和人之间形成共识后组织起来进行实践的过程，而问题在于，共识是如何形成的？
或者说的形而上一些，社会存在是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
形成共识的工具影响了共识本身。
这句话完美解答了我写这些东西的原因。
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基于信息，传播信息的媒介因此深刻塑造了组织形成的过程，以震旦为例，政权形成过程中，武工队和军转干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群体，在那个识字率个位数的时代，这些基层知识分子拿到分发的小册子、手抄本、油印文件甚至是墨印文件，随后向一脸茫然的村民们宣读，村民们听不懂政治术语，他们只好用各种方言土话、打比方、做形容乃至肢体语言想方设法让民众知道这些东西的意思，然后还得设法说服、奉劝、甚至必要时连哄带骗的让民众接受这些东西，很多后世如雷贯耳的政策，是武工队的干部们坐在土炕上，用石头和萝卜做推演才让民众接受并执行下去的。
然后他们会向上反馈，这些东西太繁琐了，别说民众，自己都不大看得懂，当这种反馈形成群体声浪后，决策层接收到了，然后发布了一篇新的小册子《反对党八股》分发下去，允许各地干部自己琢磨能让人听得懂的方式发布文告，就在这一来一回之间，政权形成了，政治规矩形成了。今日的震旦依然在这个框架下修修补补维持运行，只是更精致了而已。
仓颉造字，鬼神夜哭。鬼神为什么哭了？因为有文字之后，人类便可以建立帝国，有了帝国，人类就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不必乞怜于鬼神，没有了人类的祈求，帝国诞生，鬼神将亡，所以祂们哭了。人类选择用不同的媒介承载信息时，很多事情便早已注定，比如震旦古人选择把文字写在竹简上，竹简在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字保存方式中是颇为优越的一种，它不易腐烂，可以长期保存，原料简单易得，成本相较于同一时期其它方法来说很廉价，甚至可以承受修改，相对较大的重量也被汉字独有的“微言大义”这种编码解码方法给对冲了。正是在这种稳定且廉价的信息媒介环境下，再搭配驰道和驯马技术，中枢权力才得以直达帝国的所有角落，郡县官僚的任免才能被中枢直管，一个渭水畔的良家子才能和云梦泽的征发兵并肩走上战场，于是汉军所过，皆为汉土。
蛮夷们输的不冤，奇技淫巧越多的文明，越繁荣越发达。而长期浸泡在围绕竹简形成的中枢直管郡县的垂直环境下，导致整个帝国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触碰，久而久之习惯成了纲常，汉朝皇权逐渐神圣化，汉末军阀混战，皇权衰微，但军阀们都得举着匡扶汉室的旗号，那些窜汉之辈无不被天下唾弃，曹操武功盖世，到死也不敢窜汉，最后曹丕也只敢扣扣搜搜的搞了个迫真禅让，但无论如何程序终究是合法的。最后大街上刃出于背，行天下不堪闻之事，司马家上位了吗？上位了。统一了吗？统一了。有武功吗？有一点。有文治吗？太康也不是没有。但整个王朝每一天都活的蹑手蹑脚，形同做贼，话必称孝而不敢言忠，凄风苦雨，张皇失措，全盛期就有了亡国之相，最后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天下糜烂，衣冠南渡，晋明帝闻先祖事，覆面箸床曰：“晋祚安得长！”
也正是在这种廉价媒介下，震旦形成了绵延数千年的官僚文化，入仕自古便被视为正途，哪怕到了现在，一切形式转考公也是这种官僚传统在发挥作用，而这一切，在我们的先祖把文字写在竹简上时就已经注定了。媒介决定了太多的东西，多到我们日用而不觉。要知道很多其它文明在近代才开始形成稳定的文官制度，哪怕当代世上也不乏军政府，把文字写在竹简上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
实际上媒介的塑造作用很早便被有识之士察觉了，鲁迅当年积极推进汉语拉丁化就是为了推动我们成为一个报纸国家，报纸的抵达性和时效性是远强于小册子的，但对识字率有要求，要铺开报纸必须先提高识字率，而他能想到的提高识字率的最好办法就是汉语拉丁化，这在当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人类文明的力量总是在权威瓦解或者权威形成的过程中才会最大化，任何在权威瓦解或者权威形成过程中率先适应了这一时代的政治实体总能爆发出惊世骇俗的力量，拿破仑法国，维多利亚英国，小罗斯福美国无不如是。
我们正处于旧权威瓦解的时代，互联网解构了所有神圣性，就连解构本身都被解构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正在瓦解重塑，文明的社会意识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的越来越不可捉摸，迄今为止所有试图在互联网这团乱麻里找到线头的努力全部归于失败，十年前的风口飞猪十年后就一鲸落而万物生，人类文明变迁的速度甚至已经超出了人类形成集体记忆的速度，人类从未经历过这么一个时代。
信息渠道经数千年演进终于下沉到了每一个个体头上，而信息渠道每接近末梢一次，人类文明就天翻地覆一次，接近末梢的能力是一种非常恐怖的能力，现在信息渠道已经抵达而不是接近末梢了，互联网企业仅仅只是以极其粗糙的方法把这种能力用于套现，就能获得传统企业想都不敢想的利润，如果真有人把这种能力精致化并用于政治，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北海，要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