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 Treason by the Book
译者：邱辛晔
投呈逆书
这汉子伫立在鼓楼之下，手中紧紧捏着一封信函，盯着那连通西安内城和守卫森严的西城门之 间长达1英里的通衢大道。在其左侧，挡住了他视线的是高高耸立的围墙，而那墙内便是统辖西部诸省总督的宽敞行辕和宅邸。这也恰恰是这汉子挑准此地守候的原因：他知道本地现任总督岳钟琪正在西门郊外的一处大营内参加一项官方活动，一旦清晨的仪式完毕，岳钟琪就会经由此大道返回其衙署。而那时将是行动的良机。
这个伺机而动者孤身一人，并无同党，但是这本非他的本意。在他动身之先，他的老师曾告诉他，在西安城北数里之外的 一个小村庄会找到一个同谋。此人姓毛，是当地颇获人望的秀才。毛先生不仅同他们师徒志同道合，而且还可以为此次行动提供帮助。不幸的是，当这汉子找到毛先生家中时，发现那里只住着毛先生的两个儿子，却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据他们说其父亲早在六年前就去世了，而他们本身对不速之客并无什 么可相助的。然后就是这个持信人的堂弟也出了差错。他堂弟 原本倒像是一个信誓旦旦的追随者，一路北上，为他担挑行李， 结伴而行。不料两天前突然惊慌失措，在此关键时刻竟然连招 呼也不打一声，就逃往老家，连大部分行李和一副铺盖卷都带走了。因此，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能够分担这个心神不安的伫望 者的忧思。
当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座轿在开道侍卫和轿夫的簇拥之下，终于出现在西大街时，早已是日当正午。
那汉子一直等到大队人马几乎开到鼓楼正对面时，才突然奔过大街，当面拦在路前， 而其手中正挥舞着那封捏了老半天的信函！岳钟琪将军的侍卫 不假思索，吆喝挡道者站住，并立刻在将军座轿前散成一圈，形成保护之势，不容那不速之客再向前挪动一步。
从他的座轿之中，岳将军向外瞄去，只见那挡道者的衣着并不像寻常的衙门差役，也不是书吏师爷的打扮--那些人为其上司传递公文、奔前忙后的样子，将军在公务中见得太多了。但是这位不速客的行为举止也不像是官差，看上去令人觉得非比寻常。岳将军并不欠身离轿，他已作下决定，传唤侍卫将那汉子手中的信函取来再说。
侍卫们于是取过那信，呈给了将军。岳钟琪瞥了一眼信封。只需这一瞥，他便明了自己已经落到了极大的麻烦之中。如果这是一份涉及到公务的正式公文，那么抬头必定以他现任官职称呼，即“陕川总督”和“西路军大将军”。但这信函却称呼他为 “天吏元帅”气在岳将军所处的那个流言纷生的年代，那种称呼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岳将军立即传令侍卫，将那汉子拘捕候审，而自己则直接进入了总督衙署，吩咐手下不得 打搅。
当一干人众散去之后，岳将军开启了信封，开始读信。在信函的开头，那写信者并不披露自己的真名实姓，却神秘万分地自 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并说送信人姓张名倬。至于信函的内 容本身则正是将军已经猜到并心生畏惧的：此信的开头寥寥数行便足以让将军确认，这是一封谋反味十足的逆书。
岳钟琪将军气士途顺利，官运亨通，而这恰恰成为此节骨眼上的危险因素。岳钟琪乃将门之后， 生于1686年。二十五岁时获授松潘镇中军游击，三十二岁升授四川永宁协副将，而三十五岁时更被提拔为四川提督，赐孔雀翎。岳将军的卓著军功包括平定西藏叛乱、征讨并剿平郭罗克 三部，在中国西北边陲讨伐青海西宁罗卜藏丹津并大获全胜，以 及平定云南东川冕山、凉山等处苗人反乱。如今，时当1728年10月长，年届四十二岁的岳钟琪官居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太子少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统领节制西北诸大军。不仅如 此，心存感激之意的雍正皇帝更不次拔擢他的儿子以示恩宠。 岳将军的长子岳浚目前正出任沿海战略重地山东省的署理巡 抚。岳氏的家产也是富甲一方：从边远的甘肃到四川而至南方 诸省，岳家广置地产；岳家名下其他产业也不下数十项，包括主 要都市中的广厦重院和散布于各地的肥沃良田。无数的家仆奴 婢为忙千国家大事的将军管理私产，侍候家人。
尽管官居要职手握重兵，而且家产富裕，岳将军深知其所有的一切完全仰赖于雍正皇帝的恩赐。一旦皇上疑心他的忠诚，其功名富贵立时可能成为转眼烟云。当今中国的皇帝乃是满族人，当年南侵入关，取代朱明皇朝，建立了大清帝国，并统治神州中原至于今日。从马背上夺得天下的清廷统治者对维护其江山十分小心，处处留意，以确保其祖业特权不为外人所觊觎。
给岳将军带来微妙险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姓氏了。作 为岳姓后裔，岳钟琪将军与六百年以前的另一位岳将军©的关 系既给他带来盛名，却也惹上了无穷的麻烦。那岳将军便是南 宋时统帅汉人抵御金人入侵，并力图收复失土的岳飞。岳飞英 勇抗敌，但后来为奸臣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图圆，乃至被 杀。从此之后，北地尽失，中原不再为汉人所拥有。日转星移， 岳飞成为人们心目中忠臣良将的典范，其“还我旧山河”的怒吼 成为汉族人民面对异族征服的共同抗拒心声。岳飞的故乡建立了祠庙供人凭吊瞻仰，小说戏曲渲染其一片丹心，说书人演义其智慧过人、神勇善战。所有这些都在民间广泛流传，人们对其忠 勇的事迹及受诬陷的遭遇无不心有戚焉，更有痛哭流涕，情不自禁者。要知道，推翻明朝，夺得江山的满人正是当年岳飞奋拒的 女真族人的后裔。因而理所当然地，对岳飞的怀念便成为当今憎恶满族统治者的一种呼声了。无论岳钟琪将军对当今的大清皇帝如何忠诚不贰，老百姓们普遍相信，他身上毕竟流着祖先的血液，终有一日他要报仇雪耻，恢复汉家昔日的荣光。岳将军深 知这种民间流传和信仰，更明白他的主子、当今的皇上雍正帝对此种坊间传言也早有所闻。
岳钟琪独处书房，开始仔细览阅这封刚刚由陌生的信使呈 递给他的“逆书”气信中的许多说辞他是听闻久矣，可谓老生常谈了，譬如称其为”宋武穆侯岳飞之后裔＇，，敦促他“乘时反叛， 为朱明复仇”。投书者并写道：岳将军背弃先祖之志，效忠满族清廷统治者，真有损名节：“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又有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人臣之择主，如女子之从夫。为臣者事 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人而再醮。"
不过这位自称夏靓的投书者倒也加了几句有些新意的阐 释。他写道：＂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 虚窃据神器，乾坤反覆"'而“中国阴阳合会之地，只应生人之一 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的缘由甚为明显：“天生一物，理一 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
信函的其他段落又提及中土在清朝异族统治之下的各种灾 象“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作书者称，这就是为何孔庙日前遭遇火灾，过往的五六年间洪滂旱灾不绝于中国各地，以致衣作颗粒无收，寒暑节季失调，竟致“山崩川竭”、“五星聚”、“黄河清,“阴尽阳生”。
夏靓在信的一些地方表达了他对于社会秩序失衡的思考： “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作者毫不含糊地 把自己同富户豪族分别：“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 以自污。”或者，此人不过是农夫草民而已？夏靓自述道：”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如此说来，他虽为耕田人，却留心经典，缅怀古往，颇具沧桑兴亡的意识。在此人看来，宋亡之 后的五百年间，学术、政治无一可足以称道者气在此漫长的岁月中，惟有鸿儒一人”秉持撑柱”，作书者敬称此大儒为“东海夫子"。
至于对当朝临政的雍正皇帝，夏靓则表达了极端的厌恶。他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 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气于是乎，“天震地怒，鬼 哭神号“，不也就顺理成章了吗！
岳钟琪直到傍午时分才把信读完。私下独自先行阅读这封叛逆味十足的信函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事，不过既然这么多的手下亲眼目睹他接获此信的经过，他就得备加小心地处理此事了。他必须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证人来旁观他审讯那信使的过程。如果他独自侦查这不同寻常的信件，或者私下审讯嫌犯，那么即使他弄出个究竟来，又有谁会相信他？恐怕反倒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十五个月之前的1727年8月初，岳钟琪也曾遇到相似的窘迫处境。当时他作为川陕总督正领军坐帐于成都府。8月4日正午刚过，突然有一人在成都街道上狂奔，此人双手抓着石块，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丁造反“，并称城内的秘密会社也将在诸城门同时发难，见人便杀。
最初报告此事件的城门官们以及负责审问此案的岳将军同僚、四川提督黄廷桂无不认定此人--经查实姓卢名宗汉--是个疯子。但这并不能令岳钟琪有丝毫的释怀。他仍须上奏朝廷，向雍正报告这起令他难堪万分的意外事件，因为他很清楚，他的同僚们也会将此事密奏皇上的，即使是他的亲信好友也不 例外。此类事件看来无关紧要，但是否坦诚地报告任何一件可 能对朝廷构成威胁的案件，却直接影响到他的那些同僚以及他 自身的官场前途，在向雍正帝具折奏陈此意外事件时，岳钟琪的苦涩之意溢于言表：“设使疯病果实，又何事不可言，何人不可毁，而必架此 大题诬陷及臣？”在随后再次奏陈的折子中，他又连篇累牍地宣泄其愤懑及内疚之情，自责身为朝廷封疆大臣，有失职守，并揽承了一大堆行政、财政及司法方面的过失，还再三强调身体欠 佳，日感虚疲。最后，疏请解除包括川陕总督在内的所有职务。
雍正皇帝于当年夏天对岳钟琪的奏折作了回复。雍正的明谕对于发生于成都的卢宗汉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告诉岳钟琪，这许多年来，他收到警告岳有不忠之虞的”谤书”就有一大筐，其所本者无非是广为流布的谣言，声称钟琪将追随其先祖南宋名将岳飞，揭旗反清。雍正自认身为一国之君，他从来就对此不屑一顾。相反，他对将军信任有加，再三擢用，委任于更大的职权。雍正叹道，惟一令他遗憾的是，流言辈语所伤害的不仅是 将军本人，也极大地污蔑了作为西北边陲三军后盾的川陕忠良百姓。
在另一份仅由岳钟琪本人过目的朱批谕旨中，雍正在岳将军滔滔不绝之奏陈的字里行间亲笔御批，温言安抚道，将军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自责过深了；他从未由其他臣工的奏折中听到过那些琐事，当然现在也不以为意，盼望岳钟琪恪尽职守，“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倒是岳钟琪的健康不可疏忽了，雍正关切地表示，将派遣深受他信任的太医院太医刘裕铎南下成都，为将军作一番彻底的诊疗。那刘太医后来的确奉皇命去了成都，接连三天为岳钟琪号脉、试药，最后根据将军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开了药方。岳钟琪经过此番调养，不仅“宿疾顿除，手足轻健"，更去除了忐忑不安的心病。
虽说如此，成都卢宗汉一案仍可能流言不绝，从而有损岳钟琪的名声，且让人怀疑西北边区的安靖。因而雍正帝下旨刑部派遣专人赴成都调查，向他再作禀报气刑部特使于1727年9月中旬抵达成都后，亲自鞠审嫌犯疯汉以及其所有家人亲戚，并曾与其在客栈同住的旅客，同时再度询问当日逮捕卢宗汉的巡 守。严厉的提审侦讯——包括严刑拷问——也没有查出什么幕 后策划者或者任何潜藏阴谋的蛛丝马迹。显然疯汉是因为一个 多月来疤疾发作，以至于在心神不清的情况下独自犯下此案。 实际上卢犯现在对8月间在大街上的疯狂作为已经一无所知了。细细计算下来，早些时候卢宗汉与一邻居间的土地纠纷，以及为收回部分被迫出售的土地而对当地衙门生发的不满，可能令他日趋疯癫，并最终驱使他走上狂言造谣的不归之路。卢宗汉因为乡县官员拒不重审他的上诉案而跑到了省城成都。或许因为听到过岳将军秉公理案的名声，所以想做下什么事来引起 新到任的将军的注意吧。该年的调查也弄清了一些疑点，例如， 卢犯两手握住石块是为了驱赶一路尾随的野狗；其神情呆滞、两眼无光是疤疾所致；最后，当他为巡守所擒并押往监狱后，立刻全身虚脱，死睡过去，对外界一切全然毫无知觉。
岳钟琪那次经历可称得上有惊无险，雍正帝并未因此事而产生疑心，生疏钟琪。然而，在不足一年之内竟又发生相似的奇诞案子，叫他如何具折奏陈才好？他能否仍能获得皇上的信任？看来，若要求得朝廷的谅解，一线希望只能寄托于清楚无误的审讯记录，不落任何令人指摘其遮盖案情、幕后交易的口实，只有无懈可击的证词才可采用。以这样的重案而言，地位卑微的官员显然是没有做旁证的资格的。陕西巡抚西琳是本省官位仅次于他的朝廷命官，其衙署也在西安城内。岳钟琪三番两次派遣幕僚敦促西琳尽快赶到总督府，但西琳均称无法赴命，因为此刻他正在城东北的军营考核武举入闱者。西琳是满族出身的官 僚秩位不过仅次总督一等，而且军营又处于西安“满城”中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倘若岳钟琪真的摆出官架子，强硬命令西琳前来，显然是极不明智的。那满人堡垒建于1646年满人到来之后，是将城东的大片地方围去后，再于城内建成的一个内城，十分牢固，是五千满人守备将士及其一万五于多家眷的永久性营地。西琳以此推托，岳钟琪再要发号施令，便有冒犯之意，当 然不便再请了。
退而求其次，岳钟琪只得派人去请驻守在西安城内官居第三的朝臣按察使硕色。按察使衙署位于总督府对街，也就是陌生人等候岳将军回府的鼓楼不远之处。恰好硕色大人得闲，于是就赶到了岳将军府中候命。两人稍作寒喧，拿岳钟琪向按察使略略讲述陌生人拦道投书的经过后，就将他安童到大厅的侧房之中，这样硕色既能耳闻审讯的全部过程，又不会被那投书者察觉。一切安排就绪，岳钟琪将军下令把不久前拿下的投书人，这 个信函中称之为张倬的汉子，带到大厅，并唤手下奉上清茶一杯。
就这样两人以共同品茶开始了谈话。岳将军和颜悦色地询问信使，从何而来，走了多远才到达西安，走了多久？其业师“南海无主游民“现居何处，如何才能见他？广而言之，是什么因素使夏靓先生给他本人写下这样一封信，又用这样的方法呈递书信？
张倬的回答十分谨慎。他说，他早已立下誓言，绝不透露其老师的行踪。惟一可以告知的是，老师住在广东东南沿海，由一大群追随者保护着。至于他本人的居处，张倬称早年曾居武昌及两湖各地，现在也跟随其师居于南海之滨。一路北上，从广东经贵州、四川，几乎行经半个中国，才抵达陕西省都城西安，总共花了四个月之久。至于为何要投书给岳将军而不是别人，是因为夏靓、张倬师徒听民间广泛流传，雍正三次召岳钟琪进京陛见，岳却拒不奉召。于是推想，岳将军揭竿而起一定是指日可待了。中国南方诸省经济恶化，以及不同寻常的天象征兆更使他们相信是采取果敢行动的时候了。
岳钟琪再三追问三次召他入京的传闻，张倬的故事又添了变数。他告诉将军，他两星期前到了陕西之后，才知道那是无中生有的事情，皇上从未召将军面圣。他也因此心生犹豫，或者还是不必投书了吧。可想到千辛万苦才到达此地，空手而归实在是于心不甘。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拦轿投书。
为了深究这桩阴谋背后的动机，岳钟琪又回到经济状况的题目上来。他问道，他们师生怎么会想到百姓打算造反？难道陕西不是一如张倬亲眼目睹，一片繁荣景象吗？张倬争辩道，陕西在岳将军治下或可称之为兴旺，但他的家乡两湖地区却饱受洪滂及干旱。岳钟琪对此答道：“此乃天灾，何与人事？”此外，据他所知，两湖之天灾仅限于少数地区，况且皇上早已调拨救济钱粮发往灾区。张倬答辩说：“官吏又心急又刻薄，不知百姓苦楚。”
岳钟琪再转话题，试图再次弄清此师生两人的来历。岳钟 琪推究道，如果你张倬拒不透露详情让我如何相信你所陈述的不是编制的谎言，乃至是本将军的仇敌所设的圈套，企图陷我于不忠？这里要补充一点背景材料：同样的事情确实于1725年发生在陕西岳钟琪的前任身上。那人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却被属下怂恿，有违人臣之礼，擅作威福，终于落得了一个自裁身亡的下场。岳钟琪当时正在军中任事，所以对此记忆犹新。不过张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并未落进岳钟琪的圈套，发誓绝不透露他们的真实居处，即死不惜。
那是10月28日下午，巡抚西琳于武举考核结束后匆匆赶到。岳钟琪赶忙出衙署迎接，并说自己的审讯落入了死胡同。 两人一商量，既然那信使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吧。西琳进入侧 厅，与按察使硕色一同暗中听讯。
然而大刑之下，尽管张倬手脚几乎被木夹扯裂，他仍是毫不松口。他一边痛楚号叫，一边重复那些毫无用处的口供，说其师的确居于沿海诸省交界之处。几个小时过去了，审讯仍然一无所获，岳钟琪料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张倬必死无疑，那时这事关紧要的逆书将成为一桩无头案。于是岳钟琪下令，将张倬带回． 牢房，并请巡抚西琳及按察使硕色次日一早，再到总督府老地方 暗中听讯。
10月29日一整天，审讯毫无收获。岳钟琪不断威胁用刑，但并未真正动刑。
相反，他还是回到前一天的话题，苦口婆心地劝说张倬：你总得证明自己不是仇敌用来坻毁和陷害我岳钟琪的幌子吧。他并称，即使酷刑也是讯问所必须的，否则怎么让人相信你张倬是真心诚意的呢？岳钟琪甚至说出了他那被手下出卖的前任的姓名，说那人就是深受皇恩经略六省的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岳钟琪说，据他的观察，张倬等人是在玩同样的把戏，他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一帮自命不凡的书生秀才呢？张倬则回答说，受了昨天的酷刑之后，要他再相信岳的任何话是难上加难。岳将军反唇相讥说，既然你执意不吐实情，大刑伺候是合情合理的结果，所谓“尔以利害说人，人亦以厉害试尔”。
张倬一再声称六省传檄可定。岳钟琪问何以是六省？张倬便答说，当年吴三桂于1673年举旗反清时不就是六省响应吗？ 只要有人起头，这六省自然再会闻风而起，”一呼而定”。
岳钟琪毕竟对各地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是他身为总督的职责所在，因此在这个题目的辩论中频频指出对方的漏洞，颇占上风。不过，这样的辩驳来来去去，很快变成兜圈子，毫无进展可言。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阴谋，则其踪影仍然极其隐晦，其首领的行踪也还深藏未露。两人辩到最后，天色将晚，张倬竟放出话来，近乎威胁地说，很多人都知道了将军日前拷打犯人一事，风声所及，必然传到皇帝的耳中，而令朝廷发话询问其究竟，那时岳将军恐怕会有更大的麻烦。
岳钟琪对此威胁倒是从容不迫，坦然回答：“从此朝廷知谋反的人都来约我，势必疑我虑我，我何能一日自安？“但信使的威胁之辞倒提醒了岳钟琪一个解决之道。他说道：“今日骑虎之势 不得不放你去，倘因外人传言，朝廷觉察，我只说是迂腐儒生条陈时事，语言狂妄，当经刑讯遂释，便无形迹。”张倬既不相信岳钟琪的话，当然不为所动。两人话不投机，岳钟琪只好令手下仍 然将信使带回牢房，再作打算。
10月30日清晨，岳钟琪眼见投书案拖延了数日之久仍无丝毫进展，势必不能再耽延上奏的时日，只得研墨敷纸，向雍正皇帝具奏这一桩新近发生在他管辖之地的投书案气由皇帝亲自拆封阅览，而无须经军机大臣或内阁大臣过目。密折必须由内外大臣亲笔书写，不容假手他人。而其行文格式，又颇有规矩：先列标题，概述奏事进言的内容；然后陈列要点，务必有条不紊；最后总说结语，并提出切实建言。奏陈用纸是统一的格式：白色，长十寸，宽二尺，且每页折成窄条形状，以便阅读；须用墨笔恭敬书写，每行之间留出足够的空白，以供皇上在行间朱笔批示；折尾落款日期之后，还得留足更多篇幅，使皇上在觉得有必要时写下长谕。
岳钟琪这份奏折的标题就用得颇不寻常：＂冒昧陈奏，恳请恩鉴”。其用辞更是字斟句酌，将10月28日张倬如何投书，逆书的大致内容，以及数日来侦讯的详细经过一一道出。岳钟琪并坦陈此案犯诡谪多变，自己对于此案至今束手无策，尽管深知自身对皇上及国家的职责所在，但仍然感到对破案力不从心。 所以，他在奏折的最后恳请雍正皇帝同意，将人犯张倬押送京城，由富于审讯经验的内大臣再行审理，藉此或许能够让张倬俯首就范，交代阴谋的实情。
岳钟琪又补充说，他本应随奏折附上逆书原件。但此书实 在是过于诬谤悖逆，他感到有污圣览，所以暂且搁置；如皇上谕令下达，定要亲览，则再作上呈。在候命期间，逆书原件将密封后由巡抚西琳保管，以确保其机密绝不外泄。岳钟琪并报告说，虽然本奏折由他上呈，但西琳曾在密室聆听第二和第三次审讯， 因而足可为本案至今的发展及本陈奏的准确性背书作证。此外，张倬被拘留时随身挟带两本书，一本是《生员应诏书》手抄本，另一本是刻本《握机图注》，也已经密封保存。
岳钟琪将军将密奏交给一个驿卒，即刻飞马递送入京。一 如奏折书写有规有矩，密奏的递相传送的方式，也是极有规则的，驿卒通常由封疆大吏的亲信侍卫或军中将校担当，而朝廷则在各地建立了驿站，常驻驿卒传递来往书信。这种递相传送系统精致复杂，如蛛网般地遍布中国各个主要都市和交通转运 要径。中央与各地之间的通信速度足可见出朝廷办事的效率如何，因为驿卒一路行来，完全仰赖各驿站的后勤供应：在北方平原多用骏马，但遇到山陵地带则需骡驴的脚力，而西北沙漠地区又要借助骆驼；至于江南沿海，河湖纵横，各种船运系统便成为驿邮的主要手段，根据水路的要求，采用功能不同的船只。驿卒用餐和留宿的店家也是递相传送系统的一部分。岳钟琪将军的奏折中并未提及递送驿卒的姓名和官职，不过我们的确知道那人递送速度极快，10月30日中午离开西安，11月5日或6日已 抵达北京，数日之内竟奔驰了850英里。
写完并寄出了奏折，岳钟琪稍微松了一口气，得以静下心来，将张倬投书案再从头到尾细想一番。虽然刚刚送出的密折 或许能够表明他岳某的忠君爱国，但那信中叛逆的言辞本身却足以暗示他身为总督及西部三军统帅的一连串失败。他在奏折 中向皇上所提的建议实际上也是很勉强的。万一京城的官员也对信使张倬毫无办法，问不出一句供词呢？万一张倬死于严刑逼供之下，那时还有什么办法去破案？归根到底，他的建言对于让皇上安心这一点实在没有多少帮助！
岳钟琪进一步思考之后，一个行动方案在心中渐渐形成。这个信使无论来自何处，在处千孤立无援、惊惧不安，而且肉体上也吃了苦头的情况下，竟挺过三次审讯，坚不松口。也许，换一副友善的面孔能收到严峻刑法所不能之效？岳将军知道一个叫做李元的人，以前是城东的学监，不久前才被提拔为代理县令。因为李元才赴任不久，张倬应该不会碰巧见过他。岳将军立刻命人将李县令请到总督府，并向他勾勒出他的计划：李元脱下官服，换上普通人衣着，假装成岳府的家仆。然后岳将军设法安排李元同张倬见面，伺机突破后者的心防。李元应尽其所能弄清张倬来自何方，同他闲聊本地的闲言杂语，并极力称赞岳将军为人及信誉。于是，岳将军派人在曲里八拐的衙署深处找到一间家具摆设颇为像样的空房，先把李元安置过去，再命人在晚间将张倬从牢里提出来，送到那房内。李元已经在那里等候；岳 钟琪见天气寒冷，又命侍卫给两人送去皮袄、暖酒。就这样，两 人对床夜话，饮酒闲谈，在那客房盘桓到第二天。
次日，也就是10月31日的黄昏，天色将暗，岳钟琪再次开审，将张倬从他才过宿的新客房带到总督府大堂。按察使硕色还是被安置在侧房暗中听讯。岳将军以极为真诚的态度告诉张悼，他已把信函的劝说及张倬的话思量再三，已痛下决心，甘冒风险参与谋叛。显然为昨夜的人间温情，寒冷夜皮袄的温暖，以及满耳满脑有关岳钟琪的溢美之辞所软化和迷惑，张倬听信了岳钟琪的慷慨陈辞，虽然他仍然坚持岳钟琪得对天盟誓，永不背 叛他们师徒。岳钟琪于是起誓绝不向任何人透露消息。
在岳钟琪坚持不懈且和颜悦色的询问之下，张倬开始一一坦露日前誓死守口如瓶的秘密。张倬的老师，所谓“南海无主游民夏靓”的真实姓名是曾静。曾静现在并不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而是蛰居于湖南省东南角的永兴县蒲潭村。信使本人的真名实姓叫张熙，湖南衡州府人氏，不过眼下客居其师家中。张熙并提出与谋叛计划有关的其他四个关键人物。第一位姓刘，是湖南地方学宫的教师，以通晓天文精于军事策划著称。另一位 姓陈，自称是刘先生的弟子，其居处不详。还有一个也是湖南人，姓谯，来自本省其他乡镇，不过张熙对其详情并不知晓多少。 最后一位姓严，来自完全不同千前述数人的地区。严先生住在 地处江南的工商重镇浙江省杭州，以精通战略及火器而颇负声望。
岳钟琪暗想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欲速而不达。于是结 束了当晚的问话，遣人将张熙仍送回客居安歇，让其和新结识的友人李元继续轻松闲聊，并命手下天明之前不得打搅他们。利用这个间隙，岳钟琪着手撰写关于本案的第二封密折。他大致 叙述了如何设下圈套，又是如何假意盟誓以获取信使的信任，以及当晚所套出的部分案情，并附了一份至今浮现的谋反者的名 单也包括这六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份奏折的标题与前一份不 同，岳钟琪几乎有些沾沾自喜了：”为逆犯己吐造谋之人谨缮密折”。笔墨刚干，他就挑选了另一名得力驿卒，命他连夜出发，争取追上前一名递送密折往京城的快驿。也许赶不上了，但至少 能在皇上览阅了第一份折子后，打算采取行动之前，将此份密折送到皇上面前。
岳钟琪并不去打搅张熙的歇息，等到天近黎明才将他传到 官署大堂继续讯问。按察使硕色一如往常，仍在邻室听讯。前晚的结果激发了岳钟琪好奇心，以及进一步探察案情底细的急切心情。他将讯问的焦点集中于张熙在初次应审时所谓六省闻风而起，一呼可定的说法上面。他问张熙那种说法的可能性 何在？张熙的回答却颇为省约：”但据民情乃不易之理。”
岳钟琪对此回答显然未尽满意。他进一步反问道，即是就所指六省而言，情形也并非太糟，赈灾物资早已发往灾害严重的地区。这如何让人信服“民情”即可让六省百姓揭旗造反的说法呢？＂尔等必有兵有粮，将于何处举动，方自信一呼可定耳？“张熙的回答十分戒备：“我等但有同志数人讲此义理，其他悉非所知。”岳钟琪激将道：“此之所以称尔为迂腐儒生，以为凭一己之勇便可济事。”张熙回应说，其师曾静及昨日提及的刘、严诸先生 并非仅仅一介书生，＂俱有本领韬略，大不可量。但能聘用吾师， 何愁不济？即何以使湖广六省一呼可定之法，亦唯吾师有此智。
不过余后的谈话倒提供了更具实质性的消息。张熙告诉岳将军，一年之前的秋天，他曾赴浙江拜访已故学者吕留良的后裔，而吕留良便是呈给将军信函中提及的“东海夫子”的真名实姓。吕留良的孙子让他阅读了夫子的日记及其他著作，并送给他一些夫子诗作的刻印本。张熙评论说，吕留良乃近世名儒，然而其子孙的才华不过尔尔。
岳钟琪又随意地询问了一些其他的细节，譬如同张熙在浙江交谈的人士的姓名、住址，以及张熙本人家庭的情况，包括其父亲和其他亲戚的姓名和地址。张熙在数日之前还对有关其父亲的任何消息不露一点口风，可现在却全盘托出：其父张新华居住在湘南安仁县城40英里外的一个偏僻小村，同其长子张照同住。张新华曾是一个秀才，不过因为惹上了一场本地的风波，被剥夺了资格。所以其父现在连长衫也穿不上了。张熙还有一个堂弟，曾随他一路北上到达西安城。不过在他呈递那信函之前， 突然害怕起来，竟自逃回家乡了。除了这些家人之外，还有车氏兄弟两人，也是湖南人氏，不过早已离开湘南，眼下居住在扬子江畔江宁府内。有一个姓孙的江苏人也居住车府中。此外，有一位沈先生，住在浙江，是严先生的门生。严先生就是昨晚他提到过的那位战略与火器专家。
一时之间，岳钟琪竟然获得了他所期望的所有案情。他将张熙打发回客房休息，再展笔墨，向雍正皇帝具写投书案的第三 份奏折。这次，他的密折的标题是“逆犯续吐情”。岳钟琪概述了他同信使之间谈话的全部内容，并不失时机地加入他对案情的思考。他向雍正献策道，虽然他无法列举出吕留良族人的名单及居所，但浙江总督李卫应是追查此线索的不二人选。他记得吕留良乃康熙年间颇为士林所重的浙江大儒；吕的一个孙子曾卷入一念和尚密谋造反的大案，若不是先帝康熙爷感念吕氏乃名重当时的儒林领袖，且并无前愆，遂法外施恩、网开一面，那吕某人恐怕早已被处死了。岳钟琪又禀报说，经过再次搜查信 使的行囊，还发现了一些其他书籍：一本易经评注，一本诗选及一部医书。岳钟琪决定先行留下易经注和医书，密封存档，等待皇上谕旨再作处理；而因诗选系吕留良的著作，所以作为密折的附件，一并呈上以为查案证据。
就这样，岳钟琪在短短的六天之内第三次上奏雍正皇帝，报 告案情。他派出快驿日夜兼程，赶往京城。这名驿卒所携带的 密件包括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的第三份密折，一本吕留良的诗 选，一份附加备注的谋反者名单一将这新发现的七人包括在 内，目前已掌握的涉及谋逆案人数已达十三人之多。显然，这份 密折不可能赶在其他两份之前了，不过，要把这份包括最新案情 进展的折子及时送到京城，使雍正得以整合各份奏折的内容而 采取统一行动，那将是不成问题的。对岳钟琪而言，谋逆者分布 于三个不同的省份，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而他也的确怀疑，那 潜伏于湖广等六省的叛军正在俟机而动。
从那陌生汉子拦轿递信，岳钟琪接信观看的那刻，至于今 日，已整整一个星期。案情一度如此险恶，但现在总算峰回路转，呈现一线生机。那信使恐怕没有什么新的口供可吐露的了，骗局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岳钟琪下令立刻将张熙移 出舒适的客房，押入由按察使直接管辖的监狱，置于严密看守之下。投书人张熙美酒轻裘的好日子才不过几天就匆匆结束了。